摘要 自1978年改革開放後,從社會主義轉型到後社會主義的中國,在經濟發展上取得亮眼的成績。但市場力量同時導致原有計畫經濟底下醫療保險的瓦解,使得中國人民一直存在「看病貴、看病難」的醫療困境。本研究尤其關注的是,長期處在戶籍制度和資本主義壓迫的農民工群體的健康與醫療問題。這些農民工雖則生活在城市裡,卻並未享有與城市居民同等的福利內容,這是中國戶籍制度所帶來的歧視性對待,造成農民工「非農非工」的歷史特殊地位。 本研究由制度分析出發,分析東莞在制度設計是否存在歧視性對待,並利用「公民身份差序」這個概念,來解釋這套歧視性的制度設計的內在邏輯;制度分析之外,則蒐集整理了大量農民工的日常對話,紀錄農民工群體是如何回應這套歧視性制度,他們的主體感受為何。 本研究針對東莞農民工的健康與醫療問題得出的結論為:東莞在醫療保險的制度設計上並未明顯歧視農民工,但在地方政府與企業主共謀的「買數」下,農民工的健康與醫療權利有意地被忽視;另外一方面,企業也會透過工廠規約來管理農民工身為勞動力的身體,加上農民工自身的經濟壓力,使得他們難以承認自己的疼痛、病痛,因而有「我很健康、我不生病」這樣的論述出現,他們的「隱蔽文本」向「公開文本」趨同,而不若James Scott筆下的農民如此具有抗爭性。這是由於農民工身上交纏著來自國家、地方政府和企業主的種種壓迫,無法清楚地知道自己在掙扎、在抵抗的具體對象為何。失語成為農民工共同的傷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