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至1960年代的臺灣結核病分類與實作

廖毓甄

指導教授 ： 邱馨慧

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歷史研究所/碩士(2010年)

摘要

臺灣的結核病自日治時期以來即因人民的罹病率（morbidity）及死亡率（mortality）居高不下而備受官方重視，19世紀末Koch細菌致病理論的興起，更導致世界在疾病認識上的巨大轉變。另一方面，西方的疾病分類（classification）在19世紀時因統計學思想掛帥，故在與醫學的拉拔戰中勝出，奠定後續國際疾病分類（International Disease Classification，ICD）以統計學概念為依歸的方法。
國際聯盟自1900年公布ICD開始，約略每10年進行一次修訂，1948年起改由國際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主導，ICD的主要目的在於疾病與死亡的跨國比較，其中涉及不同社會文化間對疾病的定義方式以及各國的參與與接受程度。而1950至1960年代正值臺灣社會在戰後逐漸由百廢待舉步入經濟穩固的時期，結核病也因外援的支持開始獲得控制，本研究以STS研究（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中的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ANT）看待WHO如何成為ICD的代言人、臺灣臨床醫師如何分類結核病及其在臨床上的實作，以及生病事件對病人帶來的經驗及生命變化如何被納入網絡之中。
ICD在WHO內部討論歷程出現許多的矛盾與不確定，但WHO藉由宣示ICD為「統計用途」、「修改」名詞定義以及納入醫療界的力量等方式，使ICD成為平面式地凝固（freeze）在空間裡的分類系統。
戰後臺灣醫學界在結核病分類上開始走上認同美國式的理念與方法，但不完全追隨。醫師使用X光、驗痰檢查等醫療技術及醫療科技物將會隨時間變化多端的結核病加以定格，另外透過書寫大眾專書、報章報導使民眾逐漸熟悉、接受與進入醫療框架裡。醫療內部的實作上，從受檢者身體的厚度、肌肉厚實度、X光底片的品質、醫師看片的習慣、技術員的經驗到醫師的訓練養成等，都在在影響最終醫師對病人的病情判斷，顯示出實務操作上充滿許多變動因素的存在。
疾病帶有不同地區性的文化意義，結核桿菌在每個身體主體中也都有它自己在病人生理學上以及病人生命故事的不同發展，因此標準化且凝固的ICD事實上無法體現出背後豐富的脈絡，也讓我們在回頭看過往的疾病統計時，看不到疾病、醫療知識變化、社會意涵與病人的真實面貌，只看到困惑的分類但無法解釋或者誤解。但若以「使用的名詞」作為指標，我們會發現「肺病」、「肺結核」、「癆」等名詞使用的變化透露出臺灣戰後的個人身體在這個層面上，是被召喚進ICD網絡之中的了。
ICD並非牢不可破的自然事實，而是在集結許多行動者之下所凝結出來的框架。對歷史研究而言，疾病轉型（disease transition）分析在探討疾病比重的樣態變化時應更加注重當代社會與文化對該疾病的實質內涵，避免以今觀昔，誤解了不同時代中可能的不同疾病意義。

關鍵字

疾病分類 ； 結核病 ； 疾病轉型 ； 行動者網絡理論（ANT）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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