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試圖由微觀的角度,探討歌仔戲圈作為一個邊陲的、「不透明」的社會群體,如何漸次被納入現代國家體制,以及歌仔戲從業者如何經驗國家治理的過程。筆者提出日治時期至今國家對歌仔戲的「治理」,以及知識份子對歌仔戲的接受史,在性質上由「風俗治理」、「意識型態治理」轉變為民國七0年代迄今的「文化治理」──透過「文化場」的機制(審查、監督、評鑑)與知識份子的參與,歌仔戲圈開始自願性地對國家「告白」、透明化自身,而國家機制則進一步滲透至歌仔戲的表演美學、劇團組織經營型態與創作模式的治理。然而臺灣歌仔戲在官方政策主導下進行的「精緻化的制度化」過程中,卻使藝人與自身的「藝」在某些層面上產生疏離與異化的現象。筆者透過討論近年來歌仔戲圈重要的四項爭議,提出以「藝」為中心的反思──「藝」為歌仔戲藝人的主體性所在,亦是歌仔戲圈能動性的來源;並討論作為「銘刻在身體上的技藝」,「藝」的累積與傳承在現代劇場及學校體制之中面臨到的困難。最後,從訪談中歌仔戲藝人「講戲」的口述資料,分析戲文中呈現的政治經驗,以及「作戲」如何影響歌仔戲圈對國家、社會秩序的理解。
HASH(0x1c9992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