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論文企圖討論南庄作為國家在山林邊境型構的行政區域,其在地鄉民與公 民團體之政治想像的摩擦與競合,以理解國家在地方政治的治理模式。南庄的山林資源吸引一波波國家力量進駐,並且型塑其邊陲性特質。清末客家族群對番地的拓墾,引進以地方公廟為核心的中華帝國式文化權力;日治時期,日本殖民者的樟腦專賣政策,帶入現代國家機器的監控和規馴體制;戰後國民政府,在地方布建了完整的層級行政體系,並且透過壟斷尋租的方式,打造二元派系;社區總體營造風潮則代表了台灣作為新興民族國家對地方性的汲取。國家在地方呈現兩個完全不同的典範。山林環境的限制,滋養出鄉民重視人情的人觀,而國家在地方布建的層級體系,延續著中華帝國的想像,鄉民將其視為恩主,有義務協助其家戶進行再生產,並與之進行政治人情交換,共謀一種人情治理的機制;山林環境對在地公民團體來說,則標誌著理想生活的追求,促使其在公民社會的典範下建構在地公共領域,進行公共行動,成為民族國家新興地方性的來源。本文企圖指出,當代地方政治存在著多軌的政治想像,彼此之間並非互相取代而是共構、磨合與錯接。而這些政治想像,皆是不同時期國家型塑南庄山林邊陲性時的統治效果,並且為不同的行動者在地方實踐與角力。而選舉則是國家的慶典,更是放大和加固了原本的國家效果,重新激活了地方的政治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