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討論了1951年至今(2009年)的中國西藏政策,時間跨距長達了半個世紀。作者以西藏的政教變遷為軸,以社會經濟變遷為緯,討論西藏如何從政教合一的隱士國,逐漸被外來政權改造成世俗化社會的過程。作者以1913年~1933年的西藏宗教社會關係作為對照組,將其定義為「傳統宗教治理」模式。並將1951年後至今的中國治藏政策及思維成為三個模式:1951年~1966年的「宗教代治理」、 1978年~1996年的「宗教代治理的強化、經濟治理」、1996年~2009年的「全面經濟治理」模式,藉以對比中國政府的治藏政策施行前、後西藏社會的改變。 在這些模式之下,作者更細緻地劃分出宗教制度、政治制度、經濟制度,並將這些制度所影響的對象一一指涉出來,如:僧侶、菁英、一般群眾等,將絕大多數的藏民都涵納入本論文的討論範圍裡。討論在新政權的施政下,這個世俗社會的人心歸向為何?藉以凸顯出中共治藏政策的效果,究竟在哪些環節上產生了關鍵的作用?進而,描繪出一個具普遍性且完整的當代西藏社會圖像。 本論文的分析軸線,除了將1951年後「中國治藏政策不同時期的轉變」區分成三個模式,藉此說明中國治藏邏輯的演變「如何從組織型態的治理(政治邏輯)轉向經濟型態(經濟邏輯)的治理」外;也從「政教關係」的角度切入,來討論中共政權進入西藏後,新政權「如何讓宗教退出西藏的治理場域」的問題 。 本論文藉由這兩條分析軸線來說明中共政權在對少數民族的治理思維及手法。特別是當官方面對西藏、新疆這種宗教民族時,不但必須考量到宗教層面的影響,也必須考量到民族主義(漢藏、漢維間)的影響,這當中的複雜程度非外人所能想像,而「中共政權要如何弱化、消弭這些少數民族的特殊性」,亦是本文所隱藏的分析軸線之一。 最後,藉由對西藏社會政經結構、官方治藏邏輯的解析,本論文也試圖反駁了一般人對「三‧一四事件」的看法。當多數的人將 「三‧一四事件」視為中共政權「治理危機」時,作者則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看法,並將「三‧一四事件」解釋為中共政權「成功治藏的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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