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原住民在土地上生存的模式出現了非常大的滲透罅隙,不單是因殖民者以武力或強權模式撕裂了台灣土地所能承載的生命力總數,更有著透支的已知負數在繼續加速流失原住民還保留的「僅有」,而這份僅有在夾縫中是主體必須肩負的族群使命,但環境透露出來的訊息或族人自身認同上的猶疑常使主體感到無助和緊迫的窒息感——特別是對族群有著灼熱認同的族人,這份焦慮如影隨形的在生活或省視自我時成了生命的一部份。 原住民主體抗爭後的主流環境所展示的善意究竟是真誠的融合,接受他族擺脫以往居低勢位置的平起平坐,甚而突破優勢族群習以為常的掌控權?或是將原住民族文化的加入視為政治的籌碼,贏得後殖民從善如流的民主者美名?尤令人警醒在全球化、現代化的歷史行進線條中,所謂的「傳統」如何保留原味而不失與現實銜接的順暢度?而這份抱持在原住民族懷中的「傳統」究竟是本質上的存在,或是遺民情懷的追思憑藉? 本論文研究對象利格拉樂.阿烏由後遺民轉為認同原住民身分去擁抱女性身分並發聲,給予眾原住民女性力量及發洩的出口,引發出來的連鎖效應,非但是發聲者的經驗書寫,亦是書寫者/記錄者認同的延伸。 而讀者更可藉由文本的途徑去認識其他文化,使人們了解在這世界上存在著不同於他們自己種族或族裔群體的人——而且是和他們有一樣感覺、情緒和需要的人;而這些不同族群的人不見得穿著該族群的傳統服飾,也不見得說著該族群的語言,但這些現象背後所涵蘊的歷史因素往往龐大到非但該主體無法抗拒,甚而是客體的族群也無法面對的殘忍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