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儒者為回應佛學明心見性的挑戰,特別推崇孟子盡心知性的性善論,以致無暇理會而嚴重誤解荀子的性惡說。當代新儒家雖然對荀子化性起偽的思想內容已有精闢的析論,但是為了回應唯物思想的挑戰,仍致力建構由存心養性所挺立的道德形上學,視注重客觀精神的禮義之統為歧出,而忽略荀子所面對的時代課題及其用心。本論文不擬將荀子學說視為純粹客觀對象,冷靜地分析批判;而試著以同情的理解去感受其所以提出「性惡」的目的,與其中所蘊涵的勝義。 面對戰國末年禮壞樂崩的脫序現象,荀子試圖將儒學由強調一己內在的心性涵養,轉回兼顧生活世界的倫理實踐。由明分使群,使整體性的人類社會得以正理平治;由既法後王亦法先王,使連續性的歷史文化得以返本開新。在知類明統而守經通權的情況下,使恆常的道體得以落實在人倫日用而盡其變。 既為了彰顯禮義於社會教化的意義,也為了凸顯心性涵養工夫之不易,荀子不得不將可善可惡的自然本性與爭亂之惡聯結為「性惡」,將善歸功努力不懈的後天人為而言「善偽」。在天生人成的理論架構下,具有「知」、「能」作用而為化性起偽主體依據的「心」,必須經由「虛壹而靜」的工夫涵養才能恢復其清明本性,解除由情欲與成見造成的蒙蔽,發揮其為天君而自作主宰的功能。 在道德實踐方面,荀子一方面由理想性而說「塗之人皆可為禹」,一方面清楚明白「可以而不能」的現實情況,所以將化性起偽分為兩個層次。第一層次中,無論聖賢不肖皆需經由師法禮義的引導,而合理守分地調節情欲,以促使社會和諧。對於不知自覺反省的平民百姓,荀子認為養成良好的道德習慣即已足夠。至於能夠反省自覺的聖人,荀子認為更應進入第二層次,以致誠慎獨涵養心性,於澈底把握禮義的真正精神後,稱情立文,重新檢討改善不合時宜的制度。 在君王施政方面,荀子既因社會安定而強調尊君,但在注重君德的背後實賦予其愛民安民的責任;也試圖說服並非聖王的中君,充分授權聖臣賢相,以求國家長治久安。在民生經濟方面,荀子既主張增加生產,以滿足人民生活需求;又主張善守本分,以防止流於爭奪。在國防軍事方面,既主張君王之修政壹民是國固兵強的根本,也兼談用兵之術以符合實際需求。 凡此在在顯示,荀子由外王涵養內聖的人性論是對儒學的批判性繼承與創造性發展,其兼顧現實與理想的特質及內涵,亦對現代頗具啟發意義與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