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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代英國外交素以「務實、利益」為最大特色,即「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在一些外交事件上,不論其前後態度如何轉變,目的都在於保護英國的政治商貿利益。甲午戰爭前十年,英國的東亞政策是「維持現狀」及防範俄國勢力的擴張。將朝鮮當作英俄間的緩衝,並有限度地默認中國在朝鮮伸張宗主權,讓各方勢力在朝鮮能夠保持微妙的平衡。但是1894年朝鮮爆發東學黨之亂,中日雙方因出兵朝鮮問題引發甲午戰爭,也宣告此種平衡狀態的終結。 英國在這場戰爭中扮演的是「旁觀者」之角色,在甲午戰爭時期的外交表現,起初對中國抱持同情態度,至馬關議和時卻對中國的求助無動於衷,甚至婉勸中國接受日本的條件。英國對日本的態度,則以甲午戰前簽訂的《日英通商航海條約》為契機,顯示出英國對日本的友善傾向。隨著日軍節節勝利,英國的態度也更加偏向日本,這點從英國輿論的轉向,以及英國在馬關條約與三國干涉還遼中均採中立可見一般。英國對日本所提出的軍事行動及議和條件都採取默認的態度,給予日本相當大的鼓舞。 英國的態度是靜觀其變再做打算,卻仍有其底線。第一,英國最為看重商貿利益。如果對其商貿利益及視為勢力範圍的長江流域有造成影響的可能,英國不惜出動武力捍衛。第二,英國雖採行局外中立,卻無法坐視中國政府覆滅。因為英國在華有太多條約利益繫於中國政府之存在。英國之態度雖然曖昧,卻仍可歸結出英國的外交原則為「利益至上、理性選擇」,同時力圖保持和平,其脈絡是有跡可循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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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引用紀錄


張舜豪(2015)。活路外交下我國的國際空間〔碩士論文,淡江大學〕。華藝線上圖書館。https://doi.org/10.6846%2fTKU.2015.00557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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