邁向現代化—日治時期臺北市政體系的變遷

賴文清

指導教授 ： 蔡淵洯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文學院/臺灣史研究所/碩士(2011年)

摘要

城市，於時間上，城市是連續而無間斷的發展過程；在空間上，城市則是不停藉由各種方法影響著其他非城市地區。近代以來，在社會工業化與都市化活動發展影響下，使城市逐漸具有人口集中、機能複雜、空間性質多重，以及社會文化多元等，以聚集要素特性存在於人類社會當中。然而，相對於現代化與都市化對城市帶來的發展，連帶也促使如公共衛生、社會治安、交通與住宅、教育醫療，以及公共資源分配等各項城市問題之產生。而市政管理體系，即以城市為對象，並以城市政府與管理組織為主體，於符合公共利益前提下，按城市發展目標，就城市各項功能進行調節，以確保城市發展的正常運行。因此，本文即以市政管理體系中之行政組織與法規章程為主要內容，並以臺北為觀察對象，探討由清代發展至日治時期臺北市政管理體系發展特色。
本文主要研究成果有三，包含行政組織的效能化、市政管理的法治化，以及政治參與的制度化。首先，在行政組織的效能化方面，由清代仿效中央行政結構所設置的八房科，至日治時期逐漸在地方行政制度的改革過程中，加強專業分工取向而形成「課—科—係」、「部—課」，以及「課—係」等分層負責之部門型態，並自大正9年（1920）採用地方公共團體制度，且於昭和10年（1935）於確立地方團體法人性格的同時，賦予地方團體財政自主權利，使其得以團體財產進行計畫性運用。而在專業分工影響下，亦使行政人員需藉由文官考試及詮衡以取得任用資格，並服膺於官吏服務紀律與文官懲戒令，形成專職化官吏內涵。
其次，在市政管理的法治化方面，在清代傳統社會中，於有限的行政控制力下，地方社會承官方認可而以自然街庄或個別團體為單位，制定聯庄或聯境規約，並由總董、鄉老，以及約首主持，在不違反公共利益前提下，形成地方民間社會各群體間的生活準則。至日治時期，隨著行政機關設置的逐漸完備，不但使行政與司法走向分歧，並在「六三法體制」下，使行政機關依其職權或特別委任，得就管轄全部或部分區域發佈行政命令，形成行政機關事務處理原則。自大正9年（1920）實施地方公共團體制度後，使地方團體得就住民權利義務，以及公共設施與營造物使用辦法制定法規條例，並透過組織規程制定團體內部的事務關係，形成地方團體自主立法權的主要內涵。
最後，在政治參與制度化方面，於傳統社會中，在行政統治能力僅只於縣的情況下，為便於行政事務推行，地方社會由官方喻可所設置如總理、董事、簽首等職，並隨發展情況的差異而產生拓墾豪強、行郊巨賈，以及鄉老士紳等，進行調解民間紛爭以達維護社會善良風俗之目的。至日治時期後，則在行政體系逐漸建置完善後，陸續將此類地方鄉庄職員納入行政組織，深化行政控制能力，並自大正9年（1920）先後制訂名譽職員規制後，使民眾得依程序進行政治參與。然而，其資格仍具有相當限制，使政治參與成為少數團體住民之權利，形成行政組織效能化大於政治參與民主化的變遷特色。

關鍵字

臺北 ； 都市化 ； 市政體系 ； 臺灣市制 ； 地方公共團體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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