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承與創新–戰後初期的臺灣大學（1945-1950）

歐素瑛(Ou Su-Ying)

指導教授 ： 吳文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文學院/歷史學系/博士(2003年)

摘要

論文摘要
二十一世紀是以知識經濟發展為主軸的世紀，大學已成為各國知識創新和人力資源的競技場，大學競爭力即為國家競爭力之重要指標。現代的大學源自歐洲中古世紀，有其深厚傳統和獨特精神，既是社會精英的培育機關，亦是研究學術的中心。臺灣於1928年創設臺北帝國大學，為一所兼具殖民性和近代性的「殖民地大學」、「國策大學」。1945年日本戰敗後，納入中華民國教育體制，並更名為國立臺灣大學。該校不但是臺灣首創的最高學府，也是臺灣最具代表性的高等教育設施；不但學術聲望卓越，且造就出可觀的人才，在國家、社會的發展過程中，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
本論文除第一章緒論和第七章結論外，共分成五章。第二章「從臺北帝國大學到臺灣大學」，首先探討戰前臺北帝國大學之沿革及其特色，究明日本殖民地教育體制和施政對臺北帝國大學結構和功能之影響，藉期瞭解戰後臺灣大學的歷史淵源和基礎。其次，深入剖析戰後臺灣大學的接收和改制，在「中國化」政策下，學校組織和制度完全改易中國體制，逐漸由日式的研究型大學轉變為美式的教學研究型大學，不論形式上或精神上均產生實質的改變。再者，各學院師資係由日籍、臺籍及中國籍三者所組成，且呈現由日籍逐漸轉變為中國籍的趨勢，臺籍學者在整體師資結構中，除醫學院之外，其餘各學院均屬少數，僅聊備一格。
第三章「臺灣大學的學生」，主要探討戰後臺灣大學的學生來源和結構、校園生活、與社會之互動、學風整頓，以及畢業生之動向等，藉以明瞭學生實況。其中，戰後學生來源多端，隨著政府開放教育機會及中國大陸情勢逆轉，有越來越多學生希望進入臺灣大學就讀，升學競爭十分激烈，僧多粥少的情況始終未能改變。學生活動方面，受到日治遺風、二二八事件、中國大陸學潮、四六事件等之影響而顯得不平靜，政府則藉由學風整頓工作，配合動員戡亂、戒嚴體制的實施，致使校園活動趨於停頓。至於畢業生之動向，戰後因大學畢業生仍少，尚未出現嚴重的就業問題，且在畢業十餘年後，許多畢業生已成為社會的中堅份子。
第四章至第六章為臺灣大學的學術系譜，分別針對人文學科研究、醫學研究及農學研究三者，由師資、設備、研究取向、課題及成果等面向，究明戰前、戰後臺灣大學學術研究系譜之連續和斷裂。其中，第四章「人文學科研究」，係以歷史研究和考古人類學研究為例進行探討，首先指出戰前史學科以南洋史和民族學研究為主，戰後轉而區分為中國史、臺灣史及西洋史三領域，在中國大陸來臺史學家的主導下，中國史研究呈一枝獨秀的發展。其次，考古人類學研究，日治時期已累積頗多研究成果，接收之初，幾乎仰賴留用日籍教授勉強維持現狀。1949年以後，隨著考古人類學系的創設及中研院史語所學者的加入，納入民國初年以來考古學、民族學研究成果和傳統，進而激盪出不同的火花和研究課題。
第五章「醫學研究」，係以流行病學研究和藥理學研究為例，究明戰後臺灣大學醫學院相關研究的研究特色和成果。戰前醫學部為配合日本的南進政策，積極投入熱帶醫學研究。戰後流行病學研究仍以延續戰前之研究為主，尤以瘧疾研究成果最豐，經過多年努力，終於1965年11月獲WHO之證明書，正式將臺灣列入瘧疾根除地區名單，為臺灣公共衛生史上最自豪的成就之一。藥理學研究方面，係以鴉片、蛇毒及中藥等深具本土特色之研究為主題，其研究成果甚至成為相關研究之先驅，惟鴉片研究於戰後劃下句點，中藥研究則成效不彰，僅蛇毒研究在李鎮源、歐陽兆和及張傳炯等人的研究下，將臺灣本土科學傳統發揚光大，成為享譽國際之基礎科學學門。
第六章「農學研究」，係以臺北帝國大學時期較具特色之熱帶農學研究，特別是南方關係的作物學和園藝學研究為例，進行深入剖析。其中，作物學研究因戰後嚴重糧荒而成為研究重點，在留用日籍教授磯永吉的領導下，研究傳統和人員頗具延續性。而以蔬菜、水果等為研究對象的園藝學研究，因非糧食作物而相形失色，但在中國大陸來臺學者的努力下，亦有相當不錯的研究成績，並提供政府作為改善農業政策之參考，兩項研究均為臺灣農業發展上不可或缺的部分。

關鍵字

戰後初期 ； 臺灣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