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法學教育無法避免來自其「學術性格」與「實務取向」兩種不同力量的拉扯對抗，隨時存在於內在矛盾與環境衝擊的不安狀態之中。本文對照國內「全國司法改革會議」結論中與「第六十二屆德意志法律人大會」決議之間「無獨有偶」的「巧合」，導入法制繼受及法律人養成教育考源等歷史觀點，指出「法律專業－大學－國家」的互動架構之後，即嘗試揭露當前國內法學教育在「司法改革」議題之外的潛在問題，並且試圖指出深層改革的可能方向。 本文指出：當前法學教育「考試領導教學」的風氣、過度偏重法庭而忽略其他法律領域，以及法規範資料快速增加所帶來的「學分爆炸」等現象，其問題癥結深深烙印在法學教育中，以致於「法規範」領域內的知識資料填滿課程結構，知識方法、知識應用，甚至知識綱領的教學空間因而大受限制。經由「學士後法學教育」相關討論，顯示傳統「法律專業訓練」已經無法充分滿足社會整體需求、「法律人」獨占司法工作的正當性遭到質疑，以及傳統法學教育在知識基礎、知識資料，甚至在教育方針等方面，都未能充分肆應社會環境整體變遷的深層結構性問題。
延伸閱讀
- 鄭芬蘭、陳鳳如、張景媛（2014）。建構大學教師因應社會發展趨勢的有效能教學模式：探究教學歷程的雙中介效果。測驗學刊，61(1)，105-133。https://www.airitilibrary.com/Article/Detail?DocID=16094905-201403-201407020010-201407020010-105-133
- 李東華（1994）。“本國歷史”共同必修科的未來展望－新共同必修科架構與通識教育要求下大學歷史課程的自處之道。通識教育季刊，1(4)，107-113。https://doi.org/10.6745/JGE.199412_1(4).0006
- 蘇永欽（2008）。從體系功能的角度看大法官的規範違憲審查－走向適切回應社會變遷的司法積極主義（上）。法令月刊，59(6)，71-98。https://doi.org/10.6509/TLM.200806_59(6).0004
- 何智勇（2017）。重塑大學通識教育人文藝術類教學模式與專業課程的互融的可能性。臺灣教育評論月刊，6(2)，21-25。https://www.airitilibrary.com/Article/Detail?DocID=P20130114001-201702-201702060013-201702060013-21-25
- 蕭揚基（2003）。從公民人格養成論述法政課程情意教學的意義與實踐。公民訓育學報，(14)，101-123。https://doi.org/10.6231/CME.2003(1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