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臺灣從一九九○年代開始的民主化進程，司法院大法官以憲法解釋，在中間扮演了積極推促的角色，已是各方共識。不過，大法官解釋對於修憲機制的啟動、甚至是修憲的時點、主體與程序，是否也有積極介入解釋與規範？而這些積極介入修憲機制的憲法解釋，對於臺灣的憲政改革，又已經造成何種影響？釋憲在我國有取代修憲的功能嗎？這些問題在我國六次修憲後，以往由單一修憲機關操控的可能性降低，修憲功能鈍化的同時，更富有意義。本文藉著大法官解釋「對於憲改的著力」、「對國民大會的態度」、「以及與憲改的互動關係」三個指標來分析歷屆大法官解釋，並對六次憲改後的現象做觀察分析，並預測其未來趨勢。本文發現，大法官解釋，在臺灣民主轉型與憲政改革的過程中，透過憲法解釋與修憲政治互動的關係，可以觀察出二個脈絡：對於修憲機關與修憲程序基本上是由「尊重」到「抑制」對於修憲的內容則是「移轉」多於「回應」。不過，二○○○年第六次修憲之後，修憲機制有逐漸「鈍化」的趨勢，卻也看到， 大法官的釋憲機能卻不斷地活絡化，許多憲改議題流向釋憲的管道。不同於過去，大法官在六次憲改之後， 對於涉及修憲議題的憲政爭議，表現出較強的規範控制特色，不但具有「常態法院」的部分特質，也似乎並不迴避以釋憲取代某些修憲的機能，此一趨勢是否維持，值得繼續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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