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研究1941年新四軍事件以後,迄1949年中國大陸易幟爲止,自由主義知識份子處在國共兩大勢力的夾縫中,作了怎樣的抉擇?產生怎樣的分化?並探討其原因,評價其結果。 作者根據「個人與權力中心的距離」,並從歷史事實中歸納而出,把1940年代的自由主義分成「個人諫諍」、「組黨介入」、「公共論壇」等三種類型,分別以胡適、張君勤、儲安平代表之。這時期的胡適選擇反共的、親國民黨的立場,比較缺少戰前尤其《新月》時代的抗議精神;張君勵以反對黨的身份參加國民參政會、籌組民主(政團)同盟,在國共摩擦之際奔走和平,並以其專業知識襄贊制憲事業,卻因民社黨參加違反政協決議之國民大會,而引致不小的批評;儲安平主編《觀察》週刊,集結一批出色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撰文呼籲和平、關切社會主義、批評國共兩黨不合自由民主價值之處,惟仍不能挽大廈於將傾,恐怕是「記錄」的意義大於「匡正」的作用。 1940年代中國的自由主義,不同於清末民初嚴復、梁啓超之受限於集體主義,亦不同於五四時代之著重「文化」自由主義,他們爲典型「政治」自由主義的長短作了鮮活的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