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童於一九九五年發表電影《紅柿子》,將一個自中國大陸北方遷移至台灣定居的家族老小活靈再現。藉由輕鬆的敘述基調,透過小人物的生活體驗,輕描淡寫地反省並重現自一九四九年以降,國民黨的政權歷史。然而,將電影影像作為再現回憶的媒介,其中隱含了影像符號是否能指涉特定時空意涵的問題。同時,歷史時間與影片時間的必要整合,也影響了影像敘述與觀看的邏輯。事實上,回憶本身即牽涉個人認知意識與社會集體意識的互涉與對話,在這部既追求寫實亦注重回憶的《紅柿子》中,呈現出時間的影像與時間所帶出的影響,都關係著在《紅柿子》影片裡回憶的訴求。本文欲將王童的《紅柿子》視為展現班雅民式回憶的影像作品,首先探討時間的影像呈現法,並觀察在時間的影響下,回憶主體與觀者主體的互動及對話。再就以「紅柿子」為中心的電影主題,討論回憶物件所真之象徵意義,彰顯回憶的個人與集體關聯。試將片中回憶的訴求,作一種觀看經驗的躍昇;從個人到集體、從家庭、社會到族群,是否真的可以把私密與細微的回憶,延展成無私與寬容的經驗分享,交流於《紅柿子》的憶者與觀者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