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誘未成年人罪之檢討— 以實務運作為中心

On Youth Abduction-- An Observation on Judicial Practice in Taiwan

任孝祥(Hsiao-Hsiang Jen)

指導教授 ： 李茂生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科際整合法律學研究所/碩士(2014年)

https://doi.org/10.6342/NTU.2014.00705

摘要

有論者指出，和誘未成年人罪之立法背景時代，在保護「家長對家子之支配關係」。有論者認為，今日社會「保護家庭」的背後，在保護「性--愛--家庭」之性道德觀念，確保性的生殖機能、維持資本主義下所須勞動力。而晚近學說則認為，應將本罪解釋為保護「未成年人受家庭監督照顧的利益」。而我國現行司法實務上，本罪在處罰什麼�保護什麼？
　　基於這樣的好奇，本文對我國司法實務運作加以觀察。本文以司法院「裁判書查詢系統」查詢近年來上網公開之和誘未成年人罪案件，並以和誘未成年人罪中「與未成年人共同居住型」、「偷抱幼童型」之案件為觀察重點，探討本罪被起訴或成罪的案件為何，行為人、被誘人又是哪些族群。

　　本文研究結果發現，在我國和誘未成年人罪的實務運作上：
1. 本罪之運作因地區、法庭而異。在部分地院，本罪和「保護性道德觀念」有關。不僅青少年讀物上有「不要與未成年女性共同居住或性行為，以免觸法」的法律小故事，倘若行為人和被誘人間有性行為，即有很高的可能性被以本罪起訴、成罪。在部分地院，本罪則似乎維持「家長對家子之支配權」型態。被誘人只要短暫離家、出遊，行為人即可能被起訴、定罪，有無性行為似非重點。然而不論何者，起訴、定罪均有浮濫之嫌，且被誘人本身之利益及意願常不被考量。
2. 起訴、成罪案件，幾乎都是「男性和誘未成年女性」，可印證本罪在現行實務上主要在「保護性道德」、「避免未成年人性行為」。蓋若實質考量未成年人利益，則男性和誘男性、女性和誘女性脫離家庭，均可能妨害被誘人利益而成立本罪，實務上此類案件卻少之又少。縱使有，也多是涉及「性」（同性性行為、媒介猥褻、性交易）之案件。
3. 起訴、成罪與否，受「法院本身」影響最大。同樣的事實是否該當本罪之構成要件，例如「和誘」、「脫離家庭」，不同法院有截然不同的評價。高本院相當限縮構成要件之認定，有些法院則傾向寬認。
4. 起訴、成罪案件，和被誘人之年齡（幼童除外）、教育程度似無明顯關聯，至少判決書很少強調。實務對於需保護性之判斷，主要應非受此類因素影響。
起訴、成罪案件，和被誘人嗣後有無被強制性交、疑似強制性交有明顯關聯，倘被誘人離家後被強制性交、疑似被強制性交，和誘罪成罪之可能性就大增。強制性交明顯影響實務對於需保護性之判斷。
5. 日本的類似立法，主要在處理「人口販賣」、「使人賣淫或強迫勞動」之案件。但我國實務，僅有6件「和誘後使人賣淫」、1件「和誘後教唆犯罪」之案件被起訴、「和誘後強迫勞動」之案件從未見到。可見我國實務上，本罪還是和避免「性方面的保護」息息相關。
6. 又6件「和誘後使人賣淫」之起訴案件中，成罪者僅有2件，且2件個案中，被誘人均是或疑似是強制性交罪被害人。其餘和誘後使人賣淫之案件，法院皆認為被誘人「出於自己之意思離家」，行為人不成罪。相較於對一般女性之高度保護，法院似乎認為「離家後自願進行猥褻或性交易之女性」就不用保護，值得批評。
在「教唆犯罪」之案件亦同。法院似乎在被誘人有「偏差行為」時（例如：前已翹家、被誘後進行猥褻或性交易、被誘後進行犯罪）時，傾向認為被誘人「出於己意離家」，行為人不成罪。以至於在此種需保護性較高之案件，和誘罪反而難以成立，值得商榷。
7. 地院有罪科刑案件中，行為人超過1/3是「有前科紀錄之人」，且判決理由常一開始就載明「OOO前犯某某罪名，猶不知悔改，竟再犯某某罪名…」，有預斷之嫌。
8. 地院有罪科刑案件中，高達1/3是以簡易程序、協商程序審理。雖然無法證明是「簡化的程序」造成「有罪判決」之結果，但簡易、協商判決均有草率之嫌，值得檢討。
9. 實務上在量刑上，往往只注重行為人有無與告訴人（被誘人家長）和解、調解、賠償，使被誘人被邊緣化、客體化，似乎成為「行為人」和「被誘人家長」間的交易客體，值得檢討。

　　本文認為，我國和誘未成年人罪實務運作的問題根源為：
1. 多數地院似乎將保護法益解釋為「善良風俗」。以至於法益內涵空泛，難以進行實質違法性的審查。
2. 實務在本罪之審查上，很少運用「違法性絕對輕微」之理論，亦從未運用「違法性相對輕微」、「阻卻違法」之理論進行利益衡量，導致起訴、定罪都嫌浮濫。
3. 部分實務為了限縮犯罪成立，只好引用判例，將本罪之構成要件「和誘」作限縮解釋。這有效遏止了刑罰權的擴張。但在需保護性較高的案件上，實務仍引用判例，造成過度去規制化的結果。
4. 實務對於和解、調解、撤告過度重視，再加上實務認為本罪之被害人為被誘人家長，以至於在本罪的量刑上，過度偏重被誘人家長是否願意和解、調解、撤告。

　　本文認為，在立法論上：
1. 或許須將本罪改列於個人法益罪章，方能解決現行實務將本罪解釋為「善良風俗」的困境。然而若要修法，則必須將「婚姻與家庭罪章」之其他犯罪一併檢討修正。
2. 應將本罪行為客體之年齡調降為18歲。蓋我國兒少法令之保護對象多為「未滿18歲之人」，本罪既然在保護兒少，自應作同樣之規範為宜。且觀察實務判決，滿18歲之人心智多已成熟、能保護自己，應適度尊重其自我利益衡量後之決定。

　　另外，本文認為，在解釋論上：
1. 在事實認定上，應依學說將保護法益解釋為「未成年人受家庭監督照顧之利益」，並進行實質違法性之審查，判斷被誘人脫離家庭後，利益有無受妨害。且應參酌被誘人之年齡、心智發展程度、個人意願等因素綜合判斷。
2. 在量刑部分，應著重「行為責任」，而非「行為人責任」。或可參酌學者見解，將「犯後態度」解釋為「犯罪行為後不久，犯罪人的態度」，避免在刑法第57條審酌與犯罪結果無關之和解、調解、撤告等因素。

關鍵字

和誘未成年人罪 ； 實務運作 ； 實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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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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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h abduction ； judicial practice ； empirical study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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