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正大學台灣文學與創意應用研究所學位論文
國立中正大學,正常發行
選擇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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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學生文學獎出道後，被網羅為「希代小說族」的成員。儘管她後來擔任《中央日報》副刊編輯，從事各種文藝閱讀的推廣，卻仍然被視為通俗女性作家。然而，她個人在創作上不斷努力，小說、散文的相關生產不停，因而逐漸收割了2004年所出版的《平安》一書，獲得論者不同的評價，可謂是告別希代時期的作品。 本文以《平安》為分水嶺，闡述林黛嫚創作生涯的轉折，指出林黛嫚在此已確立其小說家的自覺意識，並成功從通俗女性小說家向嚴肅女性小說轉型，跳脫昔日制式言情窠臼，對於人生百態有更深入的描繪。2012年出版的《粉紅色男孩》的短篇小說集則更細膩探究家庭社會中出現的各種問題，筆觸更為成熟。 本文從主題、敘事、修辭等角度梳理兩書之敘事特色，說明其含蘊於作品中的各種特色。期能以較公平、客觀的角度，為林黛嫚重新尋找文學史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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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手江蕙一向被視為臺灣女性心聲的代言人。她於八〇年代出道，正是臺灣女性文學繁盛開展的時代。當女性文學——特別是小說，堅決地宣示了「自己的天空」，而不少研究也指出女性主義在流行歌曲中愛情意識的消長，有趣的是，本文以江蕙所演唱的歌詞為例，探討女人在情感關係中的接受、回應，並非呈單一方向的進化結構，自然也不是女性主義所能完全解釋。 本文分析江蕙的演唱歌詞，討論其多種女性角色性格與形貌的描繪，並指出其中雖然也不乏女性堅強的形象，但大部分卻是以歌詠孤弱女子的處境為主。誠然，江蕙的大受歡迎，是文化工業打造的結果，但消費者的熱烈回應，或許也可以說是他們在她的歌裡，找到自己的社會形象、價值意識與情感投射。本文致力於說明此一現象是如何達成的，它所代表的，又是何種意義，相信可以補寫臺灣女性文化被忽略的一片空白，即女性歌手的聲音、歌調與演唱的歌詞內容所塑造出孤弱的女性形象，與女性主義之菁英文學之間極其不同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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狩獵展現出原住民族深刻的思維與宇宙觀，更是形塑族群圖騰的文化資本，經過時空變遷後，轉而成為記憶懷想的聯繫。對身為「原運世代」原住民族文學書寫梯隊之一的霍斯陸曼‧伐伐來說，透過主體動能的書寫，擁抱母體文化，將布農族最純樸真實的狩獵文化開展於世人面前，儼然是文化回歸的契機。是以，本論文將以「狩獵文化」作為切入主軸，主要以伐伐之文學作品《那年我們祭拜祖靈》、《黥面》、《玉山魂》及田野調查為輔的《玉山的生命精靈》、《中央山脈的守護者：布農族》為文本分析對象，試圖進一步剖析伐伐如何藉著狩獵書寫展現沛然的布農族文化。 在伐伐尋溯重構我族記憶與認同的作品中，對獵人圖像的書寫，主要是養成過程中的期待與注重，進而成就自我及族群存在價值的符碼；同時作品中保存的布農神話蘊含生態旨趣，展現與族群、土地連結的厚度，從而揭示布農獵人與自然的關係。最後本論文總結出霍斯陸曼‧伐伐在族群主體建構過程中，正因為省視自我身分認同，故文本醞釀出狩獵文化的特殊調性，可以視為在強化、重構族群未來的一種努力，並確立由文學成就彰顯生命的意義；另外，更或許會是一個契機，吸引族人回到原鄉，達成文化回歸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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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鷗社藝苑》研究 摘要 本文以《鷗社藝苑》為研究對象。首先，先自文獻回顧確認《鷗社藝苑》的研究價值。 由於《鷗社藝苑》是鷗社之機關刊物，是以先探討《鷗社》的結社、創刊，與文學環境，卽《鷗社藝苑》之外部研究。鷗社成立於1918年，距離台灣割日已23年，其發展時程始自日治，以迄於戰後。當時的環境，因為經歷乙未割臺的歷史巨變，部分文人仍活躍於歷史舞台，沿襲傳統，進行其文學創作，集結成社，互相切磋、觀摩，嘉義地區成立的詩社先後有二十餘社之多，為詩社的高峰期，鷗社可以說是其中之佼佼者。當白話文學浪潮來襲，引發新舊文學論爭，文壇呈現新舊爭勝的局面。鷗社的吟詠酬唱，受惠於現代傳媒之發達得以印製、集結、流傳下來，得以刊行《鷗社藝苑》，對其知識之生產背景、編輯形制等的探討，可以教吾人深觀促成文學史興微的因素。 在此之後，再談鷗社的創作主題，為內部研究，概括為三大主題：人事物的感慨、酬贈與器用，時代的詠史敘事，以及自然與人文環境的描寫。透過詩作逐一的縷析，我們可以看出詩人言其志，詠其言，或喜喪賀弔，或觀月賞菊，或回顧前朝史蹟，感慨系之，不僅可以看到詩作於日常生活中的實踐，更可以看到詩人被壓抑的民族感情，或與當局者協力的軌跡。 《鷗社藝苑》的發刊意義重大，從集刊的編輯看，動機一空政治依傍，可以說是當時台灣最具規模、最有意義的詩刊之一，係嘉義當時之首善者。最終，卻因為現實困難不得不於1953年停刊。此後，嘉義地區未能再出現任何一具同等分量之定期性集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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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是人們的衣食父母，人類生活的一切資源都和土地息息相關，舉凡食、衣、住、行，乃至於人們汲汲營營追求的「財富」，都源自於它。因此，土地公信仰從最初掌管土地的至高神「后土」、「社神」，逐漸「人格化」，更貼近人民的生活，以至於舉凡有功於社稷，有良好德性、修為，對地方有貢獻，熱心助人、行善，造福鄉里者，皆有可能成為土地公。 台灣的先民，歷經重重苦難從大陸渡海來台，為了生存，將原鄉的土地公帶來，求其保佑生命、財產的安全。雖說，土地公的神格不若往昔崇高，卻更得民心，在與民互動的過程中，不斷的發生土地公顯靈的事蹟。這些靈驗的事蹟，透過人們口耳相傳，形成一則則豐富地方色彩的故事，流傳於民間。 每一則故事的背後都有其深遠的寓意，希望透過這些故事文本的解讀，了解土地公在民間故事中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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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已逾六十年，國民政府來台之後，對於台灣被日本殖 民的歷史採取抹除的態度，而歷史的大敘事也因而破碎、錯亂，甚而不得不被「虛 構」、被「創作」。在這些「創作」底下，又同時照映當權者的史觀及意識型態， 例如在主流的歷史敘事中，台灣原住民、女性經常被邊緣化，甚或被對立、鏡射 成相對於擁有敘事權力族群的他者。 既然史料可被虛構而歷史也可能被創作，最為純粹的史料不可能存在，那麼 藉由文學反映歷史，亦不失為一種補足不斷失落的台灣日治史及被邊緣化的台灣 原住民史的方式。本論試圖從經常被邊緣化為他者的「原住民」、「女性」作為視 角，探討台日當代文學對於台日殖民史的關照，以及對於台灣原住民的書寫方式 及其差異。具體而言，本論藉由相對於原住民主體的他者之文本─津島佑子《太 過野蠻的》、施叔青《風前塵埃》來探討上述問題，並聚焦於兩位當代女性作家 對歷史以及族群的照看，進而比較二人在創作上的關懷主題與書寫策略之差異。 兩個文本的主題在於「暴力」，父權暴力之於女性、家國暴力之於人民、帝 國暴力之於殖民地，皆有著相近的心理機制。而相對於津島佑子《太過野蠻的》， 施叔青《風前塵埃》強烈地展現對台日殖民史的歷史意識，刻意運用史料、史實 進行事件的「再重述」；而津島佑子則以幻境描寫殖民史中的帝國與父權壓迫， 刻意將日/台、男/女、母/子、父/女等關係模糊化並進行各角色間的連結錯置， 進而達成解殖，台日殖民史的傷痛記憶隱喻著各種邊緣族群的受迫和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