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東美以機體主義的視域論斷《易經》哲學是一套動態本體論,也是一部價值學總論。《易》哲學從整個國融廣大和諧之觀點,論及「至善概念」的起源及其發展。乾坤交感彰顯大生廣生的生生之理,彰顯有機的旁通統貫之理,旁通之理亦為化育之理。人性秉受乾坤生生之仁德,得以參與時間本身的創造化育歷程,贊天地化育可臻於至善之境。本文由方東美對中國哲學之通性與特點之勾畫;論《易》之成書及研究方法;開發《易傳》:「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的時間性本質原理;生生之理;旁通之理;化育之理及創造生命及價值實理歷程之理等七大面向來觀照方束美易學的可能全貌。
回顧和總結大陸六十年易學研究歷程,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象數易學研究重新受到關注,實現復興。易學哲學研究超出傳統義理易學的範圍,是現代語境下義理易學的新進展。科學易研究為大陸易學拓展出新的領域。出土易學文獻研究成為易學研究的熱點,是當前大陸易學研究之「顯學」。易學史研究發展迅猛,取得豐碩成果。同時,大陸易學研究中存在的問題需要引起學者反思。
本文目的在於回顧自1960年以來到現在為止的韓國易學研究歷程,總結了其間易學研究在不同階段以何種內容、方向與觀點發展的問題。本文首先設定了研究時期的區分、研究成果、主要被研究的易學者和通過主題分類的多樣研究領域等幾種參照標準。嘗試利用這幾種參照標準'把近五十年韓國易學研究成果,以易學研究的方法論、易學的理論思維和易學與現代學術思潮的關係等問題為中心進行述評。1960-1970年代,可以說是易學研究的沉寂期;1980與1990年代,則為易學研究的回升期與跳躍期;1980年代後半期以來,隨著韓國經濟的鵬飛,韓國易學的研究與影響亦相應得以迅速發展;2000年以後,韓國進入了易學研究的一個深化時期,又進入了高度專題化研究階段。近五十年來的韓國易學研究,在諸多方面都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儘管如此,還是存在看似將中國易學與韓國易學視作被分離的不同領域的傾向。這也許是一種經典中的普世價值與詮釋者身處的地域特性之間的張力。當然,儘管體現中國和韓國在各自不同地域研究的《周易》研究之特殊性很重要,但若因此而忽視《周易》原典所具有的普通涵義在本質上具有一致性,也是困難的。在韓國研究《周易》的人適應日益多樣化的社會和文化發展的要求,體現了試圖將《周易》與之融合的積極的詮釋態度。這在《周易》具有的本質具體化方面是積極的。然而,在韓國儘管《周易》研究的取向在橫向上體現出多邊化、多樣化是積極的,但同時應更強化對《周易》原典和相關資料的基礎研究的縱向深層研究。
20世紀中期以降,日本學者圍繞著一個重要問題討論:《易》之經典化、儒教化的歷史過程為何?這問題首先由內藤湖南提出,其後武內義雄、金谷治、本田濟、內山俊彥等著名學者都有所討論。對此問題,日本學者大致抱持相近的看法:《易》之經典化是在秦漢之際進行,因焚書坑儒使得儒家開始重視《易》。當時的儒家又整理或添附了《易》傳、建立起易學體系,而後《易》才轉變為真正的《易》經。繼馬王堆漢墓帛書《周易》之後,相關新資料陸續披露。如1993年郭店楚簡《六德》中的「易」字被認為意指作為經書的「易」;2003年上海博物館公開了館截戰國楚竹書《周易》(參閱《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等等。新資料的發現也使得日本學者改變了對「《易》之經典化」的看法,以及引起了學說之間的對立。例如池田知久與淺野裕一對此議題就有不同的見解。
朱熹易學在中國易學史的分量和地位,正如其理學在中國思想史上的地位,都是集大成性的。大陸學界對朱熹易學的研究,經過近幾十年的積累沉澱,無論是研究內容還是研究方法,都已發展到一定的階段,取得了不少有分量的研究成果。根據研究領域的不同,大致劃分為五個方面:其一,對朱熹整個易學體系和易學基本特徵的理解和討論,這是學界共同思考的根本性話題;其二,從史學和文獻考據的角度,對朱熹易學作出的思考和討論;其三,專門以朱熹易學中象數部分為角度展開的討論;其四,專門以朱熹易學中義理部分為角度展開的討論;其五,以朱熹易學詮釋學、朱熹易學之影響及其它相關領域為研究對象的討論。從研究內容看,涉及到朱熹易學的各個領域;從研究方法看,開始借鑒解釋學、語言學、訓詁學、歷史學等學科領域所取得的相關理論成果,於朱熹易學多層面思考、多視點切入。但總體看,大陸學界對朱熹易學的研究,綜合性、系統性的研究成果不多;從朱熹易學研究的歷史與現狀看,現代學者多從哲學思維的角度抽繹,而對朱熹《易》著的文本研究顯得相對薄弱。
《易經》是中國文化的價值根源,因其《經》與《傳》之文字較具原始與質樸,本為卜筮之書,經各時期之研究以及推陳出新而進入哲理之書。高教授從易學史的立場探討《易經》之內涵與演變,而有「易學五階段」之說,其推崇易學而稱「大易哲學」之名,並謂「中國哲學在皇皇易道中成長發展」,在易學的研究上可稱是傑出的。他有系統的建構易學體系,採考據及義理兼顧探究易學精華,建構出易學系統性、一貫性及時代性為特質的易學理論,超越傳統原始筮術圖騰符號,進入經典心靈深處,進而建構易學人生哲理的智慧結晶,是其易學體系獨到之處。本文旨在探討高教授在易學理論上之觀點與建樹,並評析其易學理論之特質。
舊題「呂子」所著《易說》先由「壽山堂」刊刻,此後又收入《道藏輯要》。這是道教文獻中一部重要的《易》學著作,在清代至民國時期有較大影響。但是,長期以來學術界幾乎少有人問津。鑒於該書在近年來逐步引起社會關注,本文通過歷史考察、文本分析,認為該書係清初託名「呂巖」的扶乩降筆之作,雖然其由來頗為神祕,但其宣導「與時偕行」、「修身養性」的「心易」理論卻有積極意義,在中國道教史和中國易學史上都有其獨特價值。
董仲舒「三統」論對於漢代歷史哲學影響甚大,廓清其循環體系,對於理解「三統」論思想至為重要。「三統循環」以「赤轉黑」為變化關鍵,應對天地陰陽變化的「再而復」、「四而復」法則。形成「黑(赤)一白一赤(黑)」外部循環和「黑一白一赤」內部循環構建的「三統」循環體系,並以歷史上的古帝王譜系為根據,設定自赤帝開始,到漢為止的十二帝系統,明確漢為「復黃帝之德」的正統。藉此解釋漢初五行諸德混亂的現象,並為漢代萬世不易論找尋思想、依據和歷史演化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