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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文學/CHUNG WAI LITERARY
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正常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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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亞劇中人物塑造不單純受限於描繪人性，有時也強烈反映了莎翁所處的時代。本文的研究目的即是以莎劇《馬克白》名劇為例，試圖挖掘：（一）莎翁在改寫原始故事素材時，如何選擇「僭越梟雄」這個流行於當時劇壇的新興角色，來形塑《馬克白》一劇的主角馬氏夫婦，藉此映照出當時社會狂熱的偶像崇拜風氣？這種英雄主角究竟和以往的古典英雄有何不同，以及探索這種英雄類型其背後造成的歷史成因為何？（二）莎翁的「僭越梟雄」特質與同時代最具代表性的馬羅式的僭越梟雄有何異同？其別出心裁之處為何？（三）莎翁如何援用「心理獨白」的編劇技巧，藉此凸顯其僭越梟雄面臨困境時的各種理智與情感之間的拉扯與煎熬？此點不僅有別於馬羅的僭越梟雄，更展現了莎士比亞傑出的編劇天賦。以上三點是莎翁在馬克白夫婦角色形塑上的重大挑戰，也是本文所欲挖掘之重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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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劇作家威廉斯的成名作品《玻璃動物園》，自1944年首演以來，透過劇作家、劇中人物、劇評家及學者的話語，蘿拉的失能致使她極度害羞、脆弱、依賴、脫俗，以及象徵她不適存於現實社會的玻璃動物，尤其是獨角獸，留予觀眾和讀者深刻印象。本論文擬再探蘿拉的失能及其動物性的意涵。第一部份援用葛蘭德－湯森的「不適者」及「盯視」觀念，分析外在環境和他人盯視如何造成蘿拉失能／不正常。第二部份根據戴維斯、蒂曲蔻思基及卡麥隆關於「正常」的論述，闡釋代表能者／正常社會的母親阿曼達及「來訪紳士」吉姆對蘿拉所施予的正常化及其影響。第三部份運用德勒茲與瓜塔利的「變成－動物」理論，詮釋蘿拉的動物性：她與動物園小鳥、企鵝的親密關係及與玻璃動物，尤其是獨角獸，形同一體，展現不同形體和不同物種的平等、平和相處。結論部份指出蘿拉和動物結盟而成的失能聚合體，打破人類主義之正常、單一完整的論調，激發後人類主義對於納含多樣身體及物種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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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現當代戲劇發展的過程中，其中一條發展脈絡是從白話文變成以粵語來寫作劇本。有學者認為香港用粵語寫作的劇本在上世紀六、七○代之後多了起來，過了八、九○年代，用粵語寫作更成為劇作家樹立本土特色的自覺要求。順著這個觀察，我們可以追問幾組問題：第一，上世紀六、七○年代以前，香港是否沒有用粵語寫成的劇本？如果有，那是怎樣的形態？第二，如果說粵語劇本是七○年代之後多了起來，那麼在此之前，是否存在一個從白話文轉成用粵語寫作劇本的過渡階段？第三，粵語寫作劇本的意識被確立的年代是八、九○年代，那時用粵語寫成的劇本又是怎樣的形態？第四，劇作家用粵語寫作是否只是為了顯示本土性，還是有另外的美學追求？本文以這四組問題為核心，嘗試勾勒香港自1910年代至1990年代間，近八十年的粵語劇本書寫軌跡，並在論文最後部分指出此研究可進一步發展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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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藉由閱讀亞美作家王乾的《美麗國度》，特別是文本對貧窮經驗與情感的描繪，探究無證移民的生命敘事在拓展當代貧窮文化再現與知識生產上的意義，以及匱乏經驗如何重新形塑跨太平洋移民的美國夢。在闡述《美麗國度》對於貧窮的再現與文化想像時，本文採用貧窮研究的跨領域取徑與論述，聚焦於無證移民所面臨的貧窮困境，分析無證移民如何在種族、經濟與文化交錯的多重低端階序中，透過情緒勞務維持自我尊嚴和為自我創造生存的可能。本文主張王乾的貧窮生命敘事，深化了貧窮研究與知識生產裡對於窮人在私領域與社會關係中承擔情緒勞務的理解，並進一步指出，貧者在爭取與維繫自我尊嚴的過程中，其情緒勞務往往處於高度不穩定與危殆的狀態。《美麗國度》的敘事不僅彰顯了貧窮生命經歷與情感的複雜性，也重申了尊嚴作為當代貧窮敘事核心價值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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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探討當代混語書寫內部及外部涉及之語言、文學、翻譯的深刻勾連關係，取徑於呂格爾「語言友好」論述，並援引沃蔻薇姿「生而為翻譯的小說」概念來思考今日文學多語主義實踐在英語霸權時代裡所代表的意義與樣貌。以日本小說家水村美苗的《私小說from left to right》與瑞典裔青年小說家約翰妮森的《我們是如何被翻譯的》為例，思考這兩位英語為非母語作家如何藉混語書寫走出一條既能實踐語言友好又能保有流通的路徑，再現移／異／譯鄉人主體所面臨的（不）友好多語境況與倫理侷限，並探討翻譯如何穿透其小說作品的內外結構，使其成為生而為翻譯的小說，在創作語言、閱讀效果、翻譯和流通等實際層面回應「無法（不）翻譯」的倫理呼求，以翻譯作為協商差異的範式。期望此探求能對翻譯與當代混語書寫之關聯性帶來些許啟發與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