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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文學/CHUNG WAI LITERARY

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正常發行

5-year IF 0.098
0.098 2023 年
Discipline Ranking
中文 11
外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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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多元與流動文化的情境下,「離散」一詞更顯歧義與爭議-特別是當我們將其置放於當代生命「差異政治」與「共群倫理」的交織系譜論述時。有別於傳統離散,當代離散有其新型態的結構複雜性、高度流動性與內部矛盾性,也正在世界各地族裔間生成「來臨人民」(thecoming people)的新形態欲望機器部署與連接。緣此,若當代離散主體意欲形塑並佔有此種「來臨」的特定文化範疇與發言位置,可經由一種「生成他者」的(becoming-Other)政治與倫理「協商」來達成。此種「政治-倫理」的協商結構,必須有能力面對與處理當代離散底蘊不斷繁衍生長的矛盾拉扯欲望:一方面當離散主體恐懼被約化納編於多樣整體時,會渴望與整體保持一定程度的批判與距離;另一方面在此多樣分離中,卻又渴望與「他者」維繫一定程度的親密與友善關係。本文將借用德勒茲/瓜達希與列維納斯的洞見,探討二十一世紀離散生命的差異政治、共群倫理以及兩者「協商空間」內不斷交織生產的欲望結構與具體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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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台灣作家朱點人的漢文小說〈脫穎〉(1936)、日本作家真杉靜枝的〈南方的語言〉(1941)、庄司總一的《陳夫人》(1940/1942)、川崎傳二的〈十二月九日〉(1944)等日文小說為對象,探討小說中的台灣漢人與日本人異族通婚書寫如何呈現日本帝國下國族與性別的邊界協商。首先討論不同民族與性別身份作者的台日異族通婚書寫,如何回應各時期日本民族國家與帝國的時代需求,藉由血緣、語言、情感、精神等差異的收編與排除,重新劃定帝國內部的國族與性別邊界。藉此,本文分析各個作者如何透過台日通婚的政治寓言,協商現代民族國家統合與帝國多民族組成之間的矛盾,以建構自我、民族國家與帝國等認同。本文並進而關注在此過程中,被殖民者、女性、國內地方差異、大東亞架構下的民族差異等帝國與國族的內在異質性,如何突顯日本「純正」帝國主體的建構性與內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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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電影史上,「向大師致敬」的電影比比皆是,然而對於此一類型的研究並不多見,目前僅見賴奇和庫茲羅維兩人的論文。然而兩者的研究僅著重於電影的分類方式,缺乏對於致敬意義的探討,因此無法掌握「致敬電影」如何才能確實呈現導演的致敬之意這個問題。而德希達對於他自己如何向列維納斯致敬的思考,則提供解決這個問題的可行路徑。德希達指出,要避免與他所真正想對列維納斯所致敬的列維納斯的倫理結構相衝突,就無法依循傳統的敬意表達方式,而必須去嘗試召喚產生敬意時的原初經驗。唯有如此,才能有效達到真正的致敬。這個論點成為本文理解致敬電影的起點。此外,本文亦嘗試對於侯孝賢的《珈琲時光》和德尼的《巴黎日和》這兩部對小津安二郎的致敬之作進行討論。這兩部致敬電影都不適用於賴奇和庫茲羅維對致敬電影的認定。因此,藉由從德希達出發的對致敬電影的理解,本文試圖掌握這兩部電影所具有的致敬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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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德(Marquis de Sade)的著作影響法國文壇至深,他對變態行為的描述無疑也是佛洛依德(Sigmund Freud)的先驅。然而,薩德的變態幻想並不止於想像,而是背後有著某種堅定的意志所支持。而拉岡(Jacques Lacan)對薩德的閱讀則試圖找出這個晦澀力量背後的「理性」根據。在拉岡眼中,薩德的《寢室裡的哲學》("La philosophie dans le boudoir")不僅符合康德(Immanuel Kant)《實踐理性批判》("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的理性精神,甚至補充並道出了其中的真理,因而彰顯出其顛覆性的精華。於是,在精神分析所開啟的慾望向度中,拉岡讓薩德和康德一起走在佛洛依德的前面,讓薩德繼承了代表傳統倫理學之轉捩點的康德,繼而開啟了精神分析的倫理學顛覆。而在拉岡之前,薩德這個人的經驗以及其著作的重要性從來沒有以其倫理學面貌被發掘。本文隨著拉岡的閱讀,一一檢視薩德與康德彼此依存的一體性、道德律法與「絕爽」(jouissance)的關係,以及薩德的「二度死亡」(seconde mort)與佛洛依德的「死亡欲力」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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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德書寫的不可化約核心並不是色情而是觀念,不是欲望而是真理,不是故事而是實踐,本文討論薩德如何由經驗描敘到先驗觀念,由色情到色情學,或由虛構到真理。主要的問題是:薩德透過書寫在語言平面上所從事的思想事業究竟是什麼?薩德的作品中總是有一個必須而且僅能由實踐證成的「惡的實踐理性」,強勢的界限經驗與遽烈的辯證翻轉形構了此實踐的最主要特徵。薩德書寫的賭注並不是浪蕩,不管其小說如何充滿著淫穢、犯罪或瀆神,其最終要迫顯的仍是作為觀念的惡。正是在此有書寫的一切困難,以及由此困難所激生的各種語言的雄辯與思想的拗折。他的每一個故事都述說著某一變態者的特異存有,但這些存有在彰顯其差異的同時也都共鳴著「單一與相同意義」,這便是薩德作品裡的「惡的單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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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之主旨在於探討薩德「反象徵主義」(anti-symbolisme)之情色書寫與文學風格。巴特(Roland Barthes)曾說過薩德是個情色圖像的偉大修辭學家,原因是薩德創造了一種在文學領域中極為少見的話語(discours)典範,也就是一種完全「透明」的書寫:沒有任何隱喻(métaphore)或換喻(métonyme)。因此巴特認為薩德的情色書寫是一種「反象徵主義」:反對任何曖昧不清的話語;而薩德之所以是個偉大的作家,是因為他創造了一種新的情色語言。事實上,薩德反對隱喻式的書寫與「無所不談」(tout dire)的哲學理念息息相關。薩德透過對「數字」和「細節」的仔細描述,對人類的情慾進行了窮盡分析(exhaustion)。薩德「反象徵主義」的情色書寫解放了情慾,也解放了古典話語,讓情色話語可以在既有的文字範圍外去命名「不可命名」之物,去窮盡所有「可能」的極限。因此,為了釐清薩德反象徵主義之本質,本文預計先從他對數字的執迷(obssession)和無所不談的細節書寫出發,然後探討薩德以「反象徵主義」為本的情色話語與文學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