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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遊戲一場夢：《海上花》‧生命共同體‧超現代性

侯孝賢改編自小說《海上花》(1894)的電影《海上花》(1998)，與其過往的電影風格大異其趣，描寫的世界與台灣在時空上都極為遙遠。身在二十世紀末台灣的侯孝賢何以對十九世紀末描寫上海妓女的小說如此著迷？事實上，侯孝賢一絲不苟地重建《海上花》的小說世界，目的是以之為借鏡讓觀眾反省台灣的現實：因受到國族主義的誘惑，台灣有如戲中人一樣日漸陷溺於一種「自我催眠」的封閉性「愛的遊戲」。而且，一如十九世紀末上海租界的倌客關係所形成的假性「愛的社群」，電影中的「愛的社群」徒然只是一個「利益社群」，因為支撐其存在的不是「愛」而是「欲」。但與小說不同的是，電影以「欲」暗喻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執迷，藉以點出新自由主義經由全球化的網絡強銷全球，已誘使包括台灣在內的不少地區自外於進步性的「批判性普世胸懷」，而汲汲於「帝國式普遍主義」。侯孝賢以此片提醒我們，欲避此陷阱唯有參考杜塞爾的建議，「再創造」被現代性排拒在外的傳統文化，以追求「超現代性」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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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襟兄弟」與「自己友」：從親密性談《低俗喜劇》的本土主義與中港合拍片想像

本文將在特區新浪潮電影的脈絡中，取徑文化研究，借用親密性（intimacy）的概念，分析彭浩翔導演之《低俗喜劇》影片建構的香港本土意識與電影業北進的想像，說明香港的主體性如何因應中港的文化產業關係而被（再）生產，以釐清文化文本在資本流動與區域合作的情境下對形塑本土身份的影響。影片以人獸交等低俗情節陳述電影業北進的故事，提供思考港片面對內地市場與轉型的可能性，以及觀察香港近年本土意識變化的視角。本文將說明《低俗喜劇》以性及粗口（髒話）操作的「低俗」，結合了兩種類型的親密經濟（intimate economy），在虛構與現實中形構的兩個北進敘事：一是影片中呈現的中港電影產業合作關係所開拓的合拍片模式，二是在現實中放棄內地、但香港票房大放異彩的本土市場。前者由男性情誼與地緣親密性所促成，後者的操作邏輯則為召喚在地主體，訴求文化親近性與族群意識，進而號召支持本土電影。而這兩種親密經濟的成功，皆有賴於將性別政治隱藏於本土主義中，並將保守的男性中心意識型態轉化吹捧為激進的族裔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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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中國」：賴聲川的相聲劇

本文透過解讀賴聲川「相聲劇」的風格與形式，思考賴聲川對於「中國」作為民族國家的認識與挑戰。本文首先以邱貴芬思考戰後臺灣文學生產的「翻譯驅動力」觀點，將賴聲川脈絡化在此框架中，並以「傳統」、「鄉土」這兩個概念來分析以中國與臺灣作為支撐民族國家的文化想像。然後再透過酒井直樹的翻譯理論，分析賴聲川「相聲劇」的美學形式與內容。最後試圖回答，在鄉土文學論戰之後的賴聲川，如何以不連續的傳統與歷史，挑戰了民族國家的主體想像？這個挑戰又如何在臺灣的歷史情境中，提示並回答作為問題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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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文學不能說的秘密：論蔡宜蓉兒童小說中的情與愛

英國精神分析暨文化研究學者蘿絲（Jacqueline Rose）在其專書《彼得潘個案研究：論兒童文學的不可能》（The Case of Peter Pan; or, TheImpossibility of Children's Fiction）中主張「成人與兒童之間存在不可能純真的關係」；蘿絲所謂不可能純真的關係，指的並非成人對兒童實際的情慾作為，而是成人對兒童的慾望。蘿絲認為「兒童文學顯然就在講這種關係，卻總是顧左右而言他，不願直指核心」。本論文同意蘿絲的觀點，但也認為在當代，童年的真相與成人情慾或許不必然是童書寫作的禁忌。越來越多童書直探兒童與成人的不可能關係，而臺灣兒文創作者蔡宜容的小說便是一例：蔡宜容作品《中美五街，今天20號》（2010）、《癡人》（2011）主題皆圍繞成人如何戀物兒童、戀棧童年。本論文首先將爬梳和釐清蘿絲的論點，接著分析蔡宜容的小說如何刻畫成人對兒童的愛戀以及與兒童之間的情慾流動，並討論蔡宜容如何與兒童文學書寫傳統對話、協商，使其作一方面另闢書／殊途，另一方面卻仍保有童書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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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不在焉的母親與家庭親密關係想像：動漫與文學作品中的「死媽媽」

本文借用葛林（André Green, 1927-）所提出的結構性概念「死媽媽」（the dead mother）一詞，轉化用來分析討論日本動漫及台灣小說文本所再現的、離開正典母職母愛狀態的「死媽媽」形象。本文指出：在許多通俗文化動漫文本以及學院或文學愛好者閱讀的小說作品中，當「死媽媽」狀態的描述出現時，不論創作或閱讀，文化想像不必然以「國家未來主人翁」為中心，不盡然是現代「保護兒童」基調單面向地對於出軌失序、情感缺席或非正典母親之厭惡、驚嚇與擔憂，相反的，可能有一種與「死媽媽」之間的情感依附，對於「死媽媽」愛恨交纏的依戀，才是眾多「死媽媽」文本的生產動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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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者〉：喬伊斯的生死學

喬伊斯《都柏林人》的最後一篇〈死者〉說的是一個年度的聖誕節派對及旅店裡一段夫妻告白的故事，但卻引出一段喬伊斯對生與死的辯證，別有啟示。本文將從佛洛依德「詭異」(uncanny)的概念來解讀喬伊斯的兩手策略，分析它如何一面建構、一面顛覆愛爾蘭的好客傳統，如何透過詭異的雙重性來檢視人世的溫情與虛情，並對殖民情境下近乎死亡的心理麻痺進行批判。同時也將挪用喬伊斯著名的「書寫如鏡子」論述，說明他如何利用光影變化與人物對照的描繪，來詮釋自我與異己的互相建構關係，來解構主角賈伯瑞的虛榮與自戀，並以音樂的力量來催化他在心境上的轉變與精神上的解放，因而開啟他的「西行」悟道之旅。最後本文將以悅納異己所彰顯的包容力來討論真愛的救贖力量。從生到死，從死到生，〈死者〉以迂迴的方式再現了喬伊斯的生死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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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海島回望半島：評崔末順《海島與半島：日據臺韓文學比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