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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文學/CHUNG WAI LITERARY

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正常發行

5-year IF 0.114
0.114 2023 年
Discipline Ranking
中文 15
外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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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甘本在《到來中共群》的開頭指出:緣定在的原意不是「不管什麼都一樣」而是「不論如何都不可忽視」。「不可忽視」不只是因為一次項保有獨一無二的內容,也是因為內容脫離交換而使價值潛勢純粹化、媒材化。理想共群是「到來中」共群而不是「未來」共群,正是因為潛勢不僅是潛態而是潛態的施力,所以可以實現的共群應該是由某處來,要到某處去的「運動」中共群。也就是說,潛勢雖然是潛在動勢,卻自己「會動」,涉及生存欲望導引下個體內部出現的共同性表達,並不是單純的虛擬。有表達就有給予、接受的關係,但是表達往往會被具體情境裡的個別性條件阻斷而體觸化,懸置在媒材性中而「潛入」動勢。本文從幾個方面檢討、澄清在表達阻斷中形成的緣定在為什麼與愛有關,又為什麼在生存欲望高度偏向自動裝置的格局下仍然保有對抗的力量,能防止潛勢世界的自動裝置暴力化而落入無所不為。透過阿甘本對德勒茲電影理論的挑戰,我們可以將體觸、純粹手段或媒材性等觀念帶入自動裝置的討論,透過運動的物質性以及政治性來修正德勒茲貶抑運動的傾向。依循緣定在與愛的關係,我們可以看到阿甘本的潛勢並不是單純的取消善惡區分的正確性框架,而是要要透過媒材性來「提供場所」,成立充分肯認潛正確的倫理觀。除了指出緣定在的媒材性與拉康的「一線」、「信標」等觀念有其互相呼應之處,本文也進一步以機器人工學的「恐怖谷」假說為例,說明其中的緣定在可以由「侘寂」美學的角度來解釋,已經超出佛洛伊德陌異感理論的處理範圍。在潛勢倫理的思維下,善可以不必當成目的地或有待征服的高峰,機器人也就不必追求成為「正確的人類」,因為不正確早已是個體不斷到達正確的一種方式,也只有「運動中」的善才不會固定化而拘束緣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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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從魏德聖的電影《海角七號》出發,嘗試將其中族群共在關係的描寫扣接上台灣客位本體:台灣作為一個連續殖民的移民社會在歷史中冒現的本體構成。本文同時亦是一篇阿甘本研究,自中段起闡釋他理論的整體核心,討論焦點集中在「任何特異」、「臨界」、「範例」、「如是」、「(潛)能」等概念上,並據以作為探論台灣議題的理論參考。由於阿甘本受到佛教龍樹中觀思想的影響,因此本文亦納入對龍樹以及道元的討論,以試驗一種跨思想世界的理論解釋模式,建立佛教與阿甘本思想之間的交通關係。本文最後回到《海角七號》,以例證電影中帶有的台灣多重臨界面向,並據以想像全球化時代台灣作為範例的可能樣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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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探究在阿甘本的著作中,詩學藝術如何作為生命-形式(form-of-life)之典範(paradigm),指引生命的「恆餘」對抗主權「暴力」的可能。本文分成六部分:頭兩部分先說明阿甘本著作中,「生命」與「餘」之間的兩種不同關連,勾勒其所謂生命-形式、典範等概念,並解釋生命-形式如何也是某種「典範生命」(paradigmatic life),因此可以成為某種生命恆餘。再來,則回顧阿甘本對亞里斯多德(Aristotle)與但丁(Dante Alighieri)的閱讀,以釐清西方思想中能力(potentiality)與作為(activity)兩者與生命政治問題的關係,並藉此提出某種得以呈現、保存餘力的生命-形式運作。第四部分回到阿甘本對於現代性美學與語言能力的討論,說明詩學對於生命-形式實踐的重要性。接著,本文聚焦詩學經驗如何對生命產生質變,發展出某種詩學公共生命,抗衡主權的暴力機制。最後,本文將略談阿甘本論述中烏托邦傾向的問題,說明其政治構想其實是種「非-非烏托邦」(non-non-utop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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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9年發行的《神經質主體》("The Ticklish Subject")中,紀傑克指出巴迪烏對精神分析的批判忽略了死亡驅力的激進性。然而,在幾年前一場與巴迪烏的辯論,紀傑克被與會人士問及現今是否仍抱持與當初相同的批判,他一反常態地回應:「我當時略帶疑問地說服我自已精神分析的過程即具政治性,甚至認為所有政治活動與分析過程能相互對應……我現在已放棄此觀點。我已不認為精神分析的結論⋯⋯能作為政治實踐的一種真正的形式」("Philosophy" 102-03)。紀傑克的告解不僅促使我們重審精神分析與政治之間的關係,其自我批判似乎也暗示著巴迪烏在《主體理論》("Theory of the Subject")中對精神分析的批判具相當程度的正當性。本文以此為起點,探討紀傑克早期對巴迪烏批判的洞見與不見,並透過兩者對主體看法的歧異,解釋精神分析與政治的關係中形構性(constitutive)與對應性(correlative)的差別所產生出不同的政治與倫理意涵。本文結論指出,精神分析對政治主體的建/解構仍具相當的啟發,但若要尋求更進一步的發展,精神分析必須超越對否定性(negativity)的執念,發展一種能在本體論層次接受匱乏的立論,也能在現象層次發展主體過程,闡述、展演並組織匱乏所帶來的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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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旅館》四十七萬字的龐大結構曾被黃錦樹評為漫無節制,但本文認為只有憑藉著過度增生的書寫意志,駱以軍才能建築他的偽巴洛克空間。楊凱麟曾直指駱以軍「呈現巴洛克書寫的極限」,但相對於楊凱麟的德勒茲式閱讀,本文試圖將《西夏旅館》的文學空間重疊在台灣錯綜複雜的歷史脈絡上,並且追問駱以軍的「巴洛克建築狂想」究竟從何而來。在台灣的建築語境中談論到巴洛克風格,我們常直覺性地想起日本殖民時期的擬洋風或和洋折衷建築。從建築史的時間軸來看,擬洋風及和洋折衷建築顯然不能被歸類為巴洛克,它們充其量只是挪用了巴洛克時期的建築語彙。然而,就空間概念上來說,日本殖民建築和巴洛克建築皆展示了威權、秩序、監視、光。上述四個特徵和《西夏旅館》昏暗狹窄的空間結構無疑大相徑庭,因為西夏旅館是國民政府迫遷來台後臨時加蓋在日式都市平面上的違章眷村建築。《西夏旅館》捕捉到台灣總是介於各個殖民政權過渡時期的歷史失重感,而戰後台灣城市中盤根錯節的違章建築正是例外狀態("stato di eccezione")的顯影-在懸置法律的法外空間恣意生長。作為一幢隱喻性的違章建築,《西夏旅館》拼貼歪斜的語言結構亦顯現另一種例外狀態:一種遊走於文法空間之外的書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