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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室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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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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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齊物論－物－件與民主

當代物論方興未艾，其中不少努力乃在嘗試思考「物」與「民主」的關連，相繼提出「物導向民主」、「物的議會」、「民主唯物論」等概念，企圖創造「集會」與「集結」之間的滑動、人與非人之間的情動。而本文則嘗試聚焦於2014 年台灣太陽花佔領立法院運動的特定抗爭物件，如何有可能從「物件」作為運動當下「質量體」的集中管理分配與運動退場後的分類建檔典藏，轉化到「物－件」做為「分子化運動」的流變之力與平等之思，一方面嘗試與當代物論中「物的議會」、「物導向民主」等概念產生歧議，一方面亦希冀由此開展出太陽花佔領立法院運動作為基進「民主」與「平等」思考的美學政治。論文將分成四個部份進行。第一部份將從一件號稱「汗味民主T」的網路拍賣開始談起，嘗試在運動T恤的「書寫表面」與「身體界面」分析之外，開展出從抗爭主訴求「捍衛民主」作為運動理念、到同音異字「汗味民主」作為運動「體現」之連續變化。第二部份則企圖進一步從作為「質量體」的運動T恤逃逸，不再是「物形」T恤穿在「人形」參與者的身上，而是運動現場物質性與非物質性的情動連結，亦即「汗味民主T」作為「分子化運動」的可能。主要將藉由德勒茲的「纖維」概念，將棉布的吸溼物質性，轉換到棉紗纖維的「物質－運動」，再開展出「纖維」作為邊界連結、創造與流變的思考，讓「汗味民主T」能從運動標語的「書寫表面」、運動參與的「身體界面」開展到運動本身「流變－纖維」的思考，並由此推向太陽花運動作為「纖維網絡」分子流變與基進平等的可能。第三部份則回到當代物論中有關「物」與「民主」的連結，探討拉圖、班妮特等人對「民主唯物論」的貢獻與侷限。第四部份則嘗試帶入巴特勒深具政治抗爭戰鬥力的「危命集結」概念，將「民主唯物論」推向「民主危物論」，來同時連結《莊子‧齊物論》中「吹萬不同」的「有情而無形」與史賓諾莎、德勒茲的「情動」，以「身體易受性」作為平等的基進預設──任何人事物皆在施受的關係網絡之中，任何人事物皆能施、能受、能流變轉化，以展開太陽花佔領立法院運動最終作為「民主齊物論」的思考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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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黑箱與「兩種文化之爭」－論戴維．洛奇的《想……》

英國小說家／文學評論家戴維‧洛奇認為人類意識是充滿神秘、奧妙、難以探知究竟的黑箱。九○年代中期，因為許多科學新知的盛行及跨領域研究的興起，戴維‧洛奇的文學創作與研究中也陸續出現許多探索科學的內容，例如意識與感質、人工智慧與機器人等，其中又以再現藝術與科學這「兩種文化之爭」尤為精彩。本文將從科學邏輯以及文學分析的視角，檢視《想⋯⋯》如何探索「人類意識」與「感質」，指出「兩種文化之爭」不只呈現在洛奇的單一文本內，也再現在洛奇的跨文本間，以及小說的虛構世界和洛奇的真實人生，以此再次檢討人文及科學對立的問題。論文分為兩個部分，首先是檢視戴維‧洛奇如何在《想⋯⋯》這本小說中，分別用文學和科學架起兩個平台，去探索人類意識及感質的神祕世界；其次是洛奇如何用不同的文類，如評論、小說、戲劇、座談會等，去呈現「兩種文化之爭」。論文最後探討洛奇對兩種文化之爭的態度，以及化解這「兩種文化之爭」的可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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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性和跨身體性－鮑爾斯《獲利》的政治生態學

美國小說家鮑爾斯（Richard Powers）在《獲利》（Gain）一書追溯萊斯伍（Lacewood）這個小鎮的崛起，而且小說也透過「遠近透視法」對蘿菈（Laura Brodey）在花園工作、家庭以及離不開克萊兒國際公司（ClareInternational）的「田園」生活作深描，直到蘿菈罹癌，田園生活嘎然而止。小說發展分為兩條主線：一是克萊兒國際公司如何在這個小鎮發跡以及該公司在開發的過程中有汙染環境的案例發生，另一是蘿菈的日常生活和物件之間的關係。從法國社會學家拉圖爾（Bruno Latour）的角度來看，鮑爾斯的小說提出一個重要的問題：我們從未「叩問物件」所扮演的角色為何？對拉圖爾而言，行動者或行動體（actors/actants）和環境之間的關係並非兩條平行線，毫無相交或重疊之處；原先被視為「理所當然」（matter of fact）其實是關心重點（matter of concern）和照顧重點（matter of care）。本文嘗試結合拉圖爾的物件理論和阿萊茉（Stacy Alaimo）的「跨身體性」（transcorporeality）來檢視克萊兒國際公司、蘿菈和毒物三者是如何形成「互物性」（interobjectivity）。透過拉圖爾的政治生態學，本文重審鮑爾斯小說筆下的資本主義所製造的毒物是如何透過「慢性暴力」的方式，悄然侵入身體和環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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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人新世紀？－以《愛麗絲》為鏡／徑重省人－動物組配論

化人主義在動物研究的領域裡一直是個頗爭議的概念，將動物化人到底有助於喚起共感，還是會淪為一廂情願的投射？不同立場的論辯雖仍持續著，但近來隨著行動者網絡理論的盛行，已有越來越多研究者注意到，化人主義未必有礙動物倫理的推展，如班尼特（Jane Bennett）即力主化人主義的正面價值，認為當我們承認非人的物也有能動性時，在新的科技發展協助下，這種化人主義將有助我們聆聽與回應由物所提出的主張、所發出的異議；而面對環境生態的種種問題時，對能動性的肯定也應能讓我們更細膩地去分析：在人與非人的組配中，每個參與者各自扮演了什麼角色。當化人主義被如此推崇時，人與動物關係是否也隨之進入了一番值得期待的新局？本論文將取徑路易斯‧卡若爾（Lewis Carroll）的《愛麗絲》（Alice books），透過這兩本與達爾文（CharlesDarwin）投下演化論震撼彈同一時期、且書中充斥化人動物的文學作品，探討目前興起的人－動物組配論為人與動物關係的思考及動物倫理研究帶來甚麼樣的開創性或疑義，而其中的疑義，又是否和以物為導向的趨勢有關？除了透過文本詮釋來進行對於相關理論概念的釐清與反思，本論文亦將討論：從什麼樣的角度來探討愛麗絲故事中的人與動物關係將有助於凸顯其中的倫理意義，而不只是停留在歌頌「物的民主」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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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擊者、電報員、鬼－從媒體考古討論狄更斯的鬼魂敘事

在前啟蒙概念中的「鬼」仍具有人的個體性，即，肉身死去後，鬼仍保有生前的記憶與人格特質，故可被視為是記憶與性格的殘存；然而十九世紀的召魂術與電報技術有助於我們從物質性的角度來重新檢視鬼，在本論文中我將嘗試說明從新的「靈的技術」所產生出來的鬼，不再是個體生命的殘留，而是一種非線性、非個體的流。本論文將取徑媒體考古學的方法，說明維多利亞時期召魂術與電報不但瓦解了以人為中心的「作者」概念，同時也重塑了鬼。狄更斯對當時傳憶技術的痴迷更反映在其鬼魂敘事當中，我將透過《聖誕鈴聲》、〈鬼訪的男人與鬼魅交易〉，以及〈號誌員〉來說明其作品中靈的技術如何形塑現代的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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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蘭巴特的講學教材－文本生成研究對文本觀之啟悟

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 1915-1980）向來關注文本、文與物、文與器等議題；今日重新回顧及整理其相關論點，或許有助於了解他慎重思考過的講課態度與教學方法。在他去世後，他所留下的講課備稿、文章草稿、筆記、資料卡、檔案夾等資料形成了豐富的個人文物，多年來，經由文本生成學分析、考究，已成為進一步研究巴特書寫的材料。其中最重要的編整出版成果，即為他在高等研究應用學院和法蘭西學院的教學講綱，這是以撰書、出版為動機所採行的備課方法和教學的實踐。本論文從回顧這些講綱的生成與他對講學的思考切入，來闡釋以下三點：一、教學與書寫主體的角色倫理反思，二、巴特所珍重的生活之道，三、我們從他的備課與講學的歷程中所揣摹、領會到的文本生成歷程及其意義，以及一種不為固定形制所絕對定義的「文‧物」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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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難展示下的物件生命史－以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的921地震十五周年特展為例

本文以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島嶼‧ 地動‧ 重生：921 地震十五周年特展〉的展示物件為例，說明在自然災難下的剩餘物，如何在個人以及不同的社會空間中，展演出物的生命史（biography of things）軌跡。本文以展示中的兩群物件，作為主要分析的對象。首先以台中匠寮巷的物件為例，從物、剩餘物、文物、展示物件至展示語言，匠寮巷的物的生命史所形成的各種「接觸的場域」（contact zones），即是非文化與文化、非文物與文物、自然與文化、常民歷史研究與傳統歷史研究、地方歷史與台灣歷史，相互辯證與轉化後所形成的獨特場域。另以展示中的南投敦本堂文物和後嗣現今自作的木製常民物品為例，本文以為，在既有的文物體系框定，以及博物館以文物作為展示主體的概念外，思考各種「文物」與「非‧文物」間的對位關係，不但能延伸出文物的多重意義，更能創造歷史與當下縫合的空間，且能開展更多展示敘事的豐富性，並呈現出物與歷史、常民生命間的各種可能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