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物研究者在探討倫理議題時,經常會援引德希達(Jacques Derrida)所謂悅納異己的觀念,但這樣的訴求經常面臨的質疑是:難道就算面對(寄生)昆蟲,我們也必須無條件地接納,即使會因此造成自身的風險?由於在類似的質疑之中,往往是(寄生)昆蟲被挑出來作為動物倫理的思考與實踐跨不過的門檻,本論文因此企圖探討,蟲在動物研究中的邊陲位置,是否有助於我們進行更基進的思考,從而讓蟲也有被納入倫理考量的機會。論文第一部分將以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的理論思考昆蟲的倫理面貌,也將對比昆蟲如何以擬人的面貌出現在我們的文化中;第二部分帶入德希達的動物倫理觀,討論諸如動物與人是「共死者」(commourans)等概念,為何似乎也不能有效扭轉我們視昆蟲生命為無物的傾向,並以凸顯昆蟲「可塑性」的藝術家法默(Tessa Farmer)其作品為參照,思考昆蟲不被視為共死者的原因,是否正在於其強大的生存本能;第三節則聚焦於可塑性此主題,指出人類社會既利用並依賴了昆蟲的這種可塑性,就有倫理責任進一步去理解人與蟲之間的依存關係,並主張重新思考「人的智性vs.蟲的本能」這種高低位階的問題所在,期能為辨識蟲的倫理面貌帶來一線希望。
本文以非裔民權作家鮑德溫 ( James Baldwin)在七零年代早期的三部作品為基礎,分析他如何透過作品反映並抨擊民權運動結束之後,美國都會區的貧困非裔非但社經地位未見改善,反而被官方及主流媒體型塑為各式罪犯,日後更被大量逮捕入獄的情況。本文主張鮑德溫出版於1972年的回憶錄 《 無人知曉》 ( No Name in the Street)大致勾勒了他對種族自由主義貌似開明進步,實則姑息白人資本家壟斷社會資源,並且對非裔反對陣營進行人格謀殺的觀點。鮑德溫同樣在1972年出版的劇本《迷途羔羊》( One Day When I Was Lost)則饒富深意地改編了馬爾孔‧X( Malcolm X)口述的自傳,將這個同時受到國家強烈譴責與民間非裔讀者愛戴的政治領袖刻畫為一個終生反抗美國新舊種族隔離制度的凡人,並以此立體化現黑人民族主義的理性與限制。1974年的小說 《 畢爾街悲歌》 ( If Beale Street Could Talk)面清晰呈現了保守派當道時代的警察暴力,另方面似亦藉由其中底層非裔彼此扶助支持的圖像向讀者傳遞希望的能量。在鮑德溫這三部作品中,非裔貧民在種族隔離時代的美國生為次等人當中的次等人,在後民權運動時代則往往被國家預設為隨時可能危害社會安全的罪犯。
本文借用台灣鄉土文學理論,結合其他城市書寫理論,討論2000年代香港華語語系詩和土地相關的公共實踐。城市並非沒有「土地」的概念,只是其表現方式和鄉郊地區不一樣。本文歸納,在2000年代香港華語語系詩的實踐中,書寫與回應城市的土地的作品,美學與表現方式多元,就內容而言,則以兩種形態出現:其一是在和土地相關的大事件(如保育天星碼頭和皇后碼頭運動)時的回應;其二是深耕於城市土地,書寫街道和社區,以及其中的人與事的作品,但當「大事件」發生時,它們可以為之提供養份。透過分析2000年代香港華語語系詩的實踐,本文說明文學在新自由主義當下介入公共的可能,如何有助反思自身和城市土地的關係,豐富文學也豐富運動,以及其對反思與深化「本土」的意義。
也斯自言他青年時期積極翻譯和介紹西方文藝是嘗試突破當時香港文壇的成規,並作為「練筆」,摸索適合本地的文學形式。本文全面整理也斯由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末散見於各大報刊的文章和專欄,從大量短小的譯介文章中整理出他關注的西方文學潮流,嘗試探討他的譯介如何把該等西方文學「脈絡化」以介入當時香港的文學論爭,包括現代詩檢討風潮以及寫實主義的興起。由此本文提出也斯的譯介往往有明確的對話對象和針對性,是「以翻譯作為評論」打開新局面。也斯早年的翻譯經歷迄今仍然亟待整理,這將有助理解也斯的文學觀念和早年的文學主張,而以這位活躍於香港文壇的多面寫手為中心,通過爬梳他的倡議、批評、建言和文學實驗,更是切入六、七十年代香港文化與文學場域的有利觀察角度。
2014年3月18日,數百名大學生與NGO人士衝進立法院,抗議強行通過的兩岸服務貿易協議,這一天標示了318太陽花運動的開始,同時也改寫了台灣抗爭運動史。本文將針對兩部太陽花的影像紀錄,包括由台北紀錄片工會發起拍攝的紀錄片《太陽.不遠》,以及袁廣鳴的錄像作品《佔領第561小時》,試圖提問這兩部影片如何展現,卻又同時限縮了運動本身的「基進性」。本文共分三個部分進行:第一部分將討論法國哲學家洪席耶(Jacques Ranciere)對政治與美學的重思,不同於政治哲學對於政治的規範式定義,洪席耶將政治描繪為「歧議」的發生,它讓「無分之分」得以出現,重新劃分了既有的「感知分配共享」,讓我們看到政治與美學之間的密不可分;第二部分討論《佔領第561小時》如何以「後再現」的方式,挑戰紀錄片影像的再現秩序,並在新的觀看現實中體現美學民主;第三部分探討《太陽.不遠》如何在影像運動上,挑戰資本主義所有權與財產的概念,開展太陽花運動所蘊含的「共群」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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