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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18.97.14.89

中外文學/CHUNG WAI LITERARY

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正常發行

5-year IF 0.153
0.153 2024 年
Discipline Ranking
中文 2
外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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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瑰恩於2008年出版生平最後一部長篇小說《拉薇妮雅》,以女性敘事角度重寫詩人維吉爾為羅馬帝國所寫的開國史詩《伊尼亞斯紀》後半部,並接續敘述拉薇妮雅養育幼子長成,成為羅馬人祖先。拉薇妮雅在父權史詩傳統下從未有過自己的話語權,但她不僅是戰爭的導因,更是特洛伊人得以順利地轉變為羅馬人的關鍵角色。本文著眼於勒瑰恩如何藉由拉薇妮雅作為第一人稱敘事者,運用中世紀翻譯詩學與克瑞絲緹娃所提出的女性時間的寫作策略,來形塑小說中的女性意識。在二十一世紀這波女性作家重新詮釋古典史詩傳統的浪潮中,勒瑰恩的作法與眾不同,她不以女性主義的角度批判維吉爾的英雄敘事,相反地,小說後記裡寫明這部作品代表她對維吉爾的感激與愛,然而本文進一步主張,勒瑰恩在小說中呈現出的道德意識是她身為創作者與維吉爾在書寫同個故事材料時、關於創作者話語權一爭擅場的關鍵,在道德領域的堅持裡,勒瑰恩展現了高於原著的女性道德意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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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援引阿根廷女性思想家盧貢涅絲提出的「自主的主體性」,闡述主體的內在動力,才是弱勢族裔意識啟蒙的關鍵,並深入探討希門尼斯的回憶錄四部曲中主體意識由內而外、悄然萌芽的過程。回憶錄以時間順序撰寫為成長過程四部曲,包含《迴圈》、《突破》、《拓展》和《扎根》,從跨越美墨邊境、落腳美國的移民農工敘事展開序幕,呈現墨美族裔接近土地的勞動方式、資本主義下受到的經濟剝削,以及複雜的後殖民文化動態。回憶錄回溯歷史記憶,當中沒有譁眾取寵或自我吹捧,看似平淡,卻是成長過程的拼圖,開啟少數族裔自我啟發與賦權的關鍵。希門尼斯的歷史書寫,不停滯於美墨間過往的歷史設定,突破了族裔自我呈現的僵化立場。更重要的是,擁抱文化雜揉的閥域空間,有助於促進非暴力抵抗策略的發展,進而推動集體改革,扭轉族裔長久受到壓迫的劣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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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關注台裔美籍英語作家潘相如青少年小說《身後朱顏》中的逆寫策略與鬼魅生命政治。本文指出此小說內化美國詩人荻瑾蓀書寫元素(如詩作、書信的互文性);此外潘作也蘊含後人類質素,如「人-鬼-動物」間的轉換(母親多芮變為紅鳥以及姑姑金玲與風之間的轉換)、魔幻寫實與詭魅議題。從「域內」、「域外」台灣文學角度觀之,《身後朱顏》的後人類與(台灣)後鄉土質素由台-美文學跨境軸線串接,衍生為本文所欲描述的跨境後人類與跨境後鄉土視野。此外從美國文學角度來看,本文以逆寫概念觀察《身後朱顏》如何在美國文壇突出其台美文學文類,並探討潘作展演的台美二代族群生命政治以及「境外台美文學」跨境後在美國文學場域的歸化。就逆寫而言,本文認為此新銳作家運用文化翻譯策略以及語音中心主義相關的語言、語用質素以及台灣鬼魅符號達成特殊的台美人秀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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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透過詩人詹冰1940年代的詩作,探討台灣現代主義詩如何跨越第二次世界大戰而「重啟」。在過去的台灣詩史中,戰後初期彷彿是夾在1930年代的風車詩社與1950年代的現代派之間「現代主義詩的空白期」。然而,我們可以從詹冰的例子看到事實並非如此。詹冰於戰前1940-1944年至日本留學時,即在日本的文藝雜誌《若草》上發表受到日本詩人堀口大學影響的詩作。戰後,他在1946-1948年的《中華日報》和銀鈴會《潮流》等報刊上,以知性的詩語探討「戰爭」與「死亡」等主題,可以說是與日本現代主義詩集團「荒地派」(及其所致敬的艾略特《荒原》)相當接近的詩人。本文以1940年代詹冰從戰前到戰後、跨越了日本與台灣發表詩作的經緯,探討詹冰在戰後初期重啟現代主義詩創作的意義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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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亞電影在二十世紀末(1990-2000年)進入了百家爭鳴的創作黃金期。其中,影評人一致認為最迷人也最富爭論的莎片就是格林納威於1991年所執導的《魔法師寶典》(改編自莎士比亞的《暴風雨》名劇)。導演格林納威用《暴風雨》來思考:「如果莎士比亞身處在電腦高科技時代,《暴風雨》會是怎麼樣的面貌?」以此為出發點,本文的研究目的是挖掘:(一)格林納威是如何在《魔》片中以「超文本」的「非線性」敘事手法,來對抗好萊塢式的傳統電影說故事模式?(二)畫家出身又精於媒體科技的格林納威是如何在本片中實驗「框中框」與「多框併置」等手法,打破傳統電影單一視窗的觀影邏輯?(三)導演如何在《魔》片中運用「擬仿」技術,從而創造出「超真實」的奇幻效果?藉由上述三個議題之分析,筆者企圖解碼格林納威的《魔法師寶典》如何結合了超文本、超媒體與超真實成為二十世紀末電腦時代非常另類的莎劇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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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除了試圖導介拉圖、哈曼的學思精隨,更提議以兩人為例,討論當代思想、文化朝往立即性/無媒介性趨近的發展。哈曼在早期著述中,展現了對媒介性充分的敏銳度,使他的物導向本體論相對細膩;及至後期,尤其當他開始發展藝術理論,他對媒介概念顯然逐漸失去興趣,思辨似乎也碰上瓶頸。至於拉圖,曾展現豐富的媒介性思維,但他同時也是啟發當代後批判轉向的靈魂人物;立即性趨向與後批判風潮雖無法畫上等號,卻有共振的關係,換言之,媒介性的在與不在,同樣可作為追蹤拉圖思想、文化活動的有效方法。本文無意申論,兩位思想家乃立即性轉向之肇始,但冀望提出立即性命題,介入關於當代之時代特色的論辯,探問二十一世紀是否從思想領域到文化論述乃至文學、藝術創作,皆出現了同步的變化,而此一轉變背後的知識型遞嬗又有何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