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Modern China
近代中國雜誌社,停刊
選擇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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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記，除了是個人私密生活之紀錄外，亦是另類的二手史料，特別是歷史名人及關鍵人物之日記。每當檔案資料闕如或隱晦不明之際，日記經常成為關鍵性的史料。 中日戰爭末期，在重慶復興關開辦的臺灣行政幹部訓練班，除了展現國民政府收復臺灣之決心外，亦正式啓動了戰後國府接管臺灣之預備機制。然而，這段影響日後臺灣接收工作甚钜的關鍵史實，卻因檔案資料的闕如及不公開而隱晦不明。所幸，當時在臺灣行政幹部訓練班受訓的學員之一－唐秉玄－其受訓日記的新出土，彌補了檔案史料受侷限之困境。 唐秉玄，民國前4年出生於江蘇鹽城，國立中央大學畢業，來臺前曾任江蘇省東海縣教育局局長、鹽城職業學校校長、鹽城聯合中學校長、教育部視導。1944年12月25日進入臺灣行政幹部訓練班教育組及研究班受訓，於是光復後來臺擔任臺灣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第二科科長，負責中學教育與職業教育之接收工作。其後，曾任省立嘉義中學校長、臺灣省教育廳專門委員、省立臺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校長等職。 透過唐秉玄的受訓《日記簿》所記載之史實，不但可揭開臺灣行政幹部訓練班的神秘面紗，同時亦可從中發現臺灣行政幹部訓練班一些鮮為人知的癥結與問題。另一方面，亦彌補了檔案文獻的闕漏，更開啓了新的研究蹊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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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戰爭的發生，與日本洞悉東北亞國際局勢有必然的關係，在確定英國與俄國無意同中國對付日本的侵韓後，日本政府才敢放手對中國發動戰爭。事實上，當日本對朝鮮侵略時，英國為了維護其在遠東的優勢，並防止俄國勢力南下，其舉動猶豫於同情中國與拉攏日本之間，尤其不願見到中日交戰，雖力主「維持現狀論」，但亦部分聽任日本在朝鮮有限度的發展，至於俄國，對於日本之侵韓雖有過較為強硬的關切，但仍不順陷入中日糾紛的旋渦中，而此舉亦造成日本的警覺，而加速其發動戰爭的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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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亞洲主義是中山先生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對中國、亞洲與世界政治情勢的看法，此種政治理念不僅與當代世界潮流「國際區域主義」的理念與主張不謀而合，同時對建立亞太新秩序，進而與西方強權國家間達成和平與共榮，具有啓發性的意義，並可提供追求世界地球村理想的一個思考性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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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時期，中蘇兩國國際地位和實力的差異，決定了蘇聯對華政策在雙邊關係中發揮主導作用。隨著國際局勢的變化，中蘇戰略取向的不同直接影響兩國關係的發展。當蘇聯的戰略需要與中國的利益一致時，即蘇聯希望利用中國牽制日本；中國尊重蘇聯在華利益，蘇聯就大力援助中國的抗戰事業，中蘇關係自然呈現良性發展的趨勢。而蘇聯的戰略需要有悖於中國的利益時，其外交的利己傾向則暴露無遺，甚至為了確保自身的安全而犧牲中國的利益，這對兩國關係產生消極影響。與此同時，兩國對外戰略的分波也進一步激化了中蘇之間的固有矛盾。國民政府雖然無意惡化與蘇聯的關係，但在新疆問題上維護國家主權的正當舉措，卻被蘇聯視為觸犯其重大的安全利益，從而促使它轉變對華友好政策。因此，中蘇關係就不可避免地發生逆轉，因而難以維持長期穩定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