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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哲研究集刊/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正常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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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博物院所藏的一幅〈三官出巡圖〉,乃屬明代職業畫家所繪,其中虎伴土地、龍王獻寶等畫意,反映的民俗趣味與制度變革,異於波士頓美術館藏三幅一組的宮廷畫風;所同則是考官手持的「簿籍」,象徵三元考校「罪目」的視覺化,既呼應佛教譯介戒律的罪觀,而異於儒家倫理的恥感。其中功過生死的審判母題,乃與中古靈寶經派三元道經形成圖文關係,體現道教教義的罪感文化。本文指出「三官出巡」的構圖,即三元日至三元宮考校的「迴駕」概念,圖像背後潛含的自我鑑察與懺悔機制,即將宗教性的「天鑑在上」意涵,藉由圖像與經典的媒介轉譯,彰顯道教藝術與信仰實踐的關聯性,補足以往研究三官圖流於圖像層次的闕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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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回本《西遊記》的研究,過去約略可以版本源流及文本詮釋為兩大研究方向。前者辨析版本異同、先後,後者援引儒、釋、道三教義理及當代文學理論,亦各自成說。然而百回本《西遊記》的讀法,由晚明至清初其實經歷較大變化。過去明末刊行的《李卓吾先生批評西遊記》(簡稱「李評本」),由於其評點文字相較於清代各本積極傳道長篇累牘,顯得輕簡,易被忽略。但評點之外,明末李評本製作精美,富含題辭、凡例,以及兩百幅工巧版畫。現藏於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的李評本(簡稱「內閣李本」),更特別突出小說文本之「幻趣」、人物情態、碎評謔語,在《西遊記》各本中極為特殊。本文取徑書籍史方法,首先說明何以特別聚焦內閣李本,並考察當中副文本的設計,提出何種閱讀百回本《西遊記》的特殊視角。第二節分析此本插圖的趣味所在,其與宋代以降重要的「降妖」主題圖像-〈搜山圖〉-可能的關聯,以及此本圖像的表現如何與小說內文中「佛魔相生」之理彼此呼應。第三節依循此本「凡例」中所強調,取經人情態與「常言」、「謔語」背後之深意,檢視小說中幾個重要的情節轉折敘事中,取經師徒「體現」的身心動態以及個中內涵,由此整體呈現內閣李本在百回本《西遊記》接受史和閱讀史上的特殊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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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祖後」是一種重要的代際傳承方式,由於《儀禮.喪服》關於「為祖後」的記載很少,導致歷來關於「為祖後」的爭論眾說紛紜。全面考察〈喪服〉的「適孫」、「為君之祖父」等條目,以及〈喪服傳〉「父卒,然後為祖後者服斬」和《鄭志》「父卒,為祖後者三年斬」,可知「父卒,然後為祖後者服斬」與「父卒,為祖後者三年斬」等同,「父卒」加「(將)為祖後」是「為祖父服斬」的充分必要條件,祖父與(將)為祖後者之間是一種擬父子關係,並可推定不同爵級和宗法地位人員的為祖後情況。〈喪服傳〉「有適子者無適孫」、「父卒,然後為祖後者服斬」(「父卒,為祖後者三年斬」)、「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這三處傳文具有嚴密的邏輯統一性,完備地規定了「(將)為祖後」的祖孫三代間的喪服關係,這種精密的服制設計兼具尊尊親親之義。在宋孝宗、光宗、寧宗三人的為後關係上,從鄭玄經學來看,光宗是成君且尚未卒,故寧宗並不是為祖後,而是將為父後;寧宗為孝宗服斬並不是由於為祖後,而是由於「天子、諸侯之喪皆斬衰」,故朱熹的「寧宗嫡孫承重」說難以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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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庫館臣對陸隴其的《四書講義困勉錄》撰有內容不同的數則提要。書前提要從充實朱子四書學的角度推許《四書講義困勉錄》的嚴選之功,《四庫全書總目》從廓清異學的角度稱揚此書的價值。不過,館臣的評述事實上與《四書講義困勉錄》並不相符,對於此書的始末源流也沒有交代清楚。經本文考察,此書實係陸隴其三十歲期間編纂的《四書講義》。此書以張振淵的《四書說統》為底本,陸隴其「嚴其去取」,並增益其他家的四書註解,再參以陸氏的折衷意見。書中稱引的人名、書名共超過三百家說法,具有豐富的史料彙編價值。此書不少地方記載了陸氏的修訂記錄。透過這些記錄,可以說明陸氏四書學的發展過程和中間轉折,對於理解陸氏的學術思想進程有極大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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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體而不累」是《正蒙》天道論的義理目標,此目標有二義:對偏滯之「物」的超越;對「有無」的超越。順第一義,可推衍出「神化-物形」架構。順第二義,則可推出「太虛-客形」架構。《正蒙》的實際理論形態,是以「太虛-客形」架構融攝「神化-物形」架構,神化被放置在太虛之氣一邊來說。影響此種融攝方式的關鍵因素是「太虛即氣」,它將一切存在奠基於氣,而堵絕了在氣之上尋找超越存在的可能。亦因此,氣的清濁成為《正蒙》天道架構的價值判準。「清該濁」的理論,導致了神形之間一定程度的割裂,亦引起程朱「落在一邊」與「以器言」的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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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後期的儒學發展,呈現性理學、陽明學、實學紛陳的思想面貌。其中, 實學大家茶山丁若鏞(1762-1836)以格義來吸納晚明耶穌會士之漢文西學書, 進而有哲學思想的創新。本文從西學靈魂論傳入朝鮮所引發的格義談起,分析茶山如何在概念與思維的轉換中,解構性理學的哲學典範,建構其心性思想,締造心論、性嗜好說、德行論三合一的倫理思想,並闡釋其心性思想的哲學意義。本文指出《天主實義》之「三魂」、「三司」、「德善」等觀念,對於星湖李瀷(1681-1763)、茶山的心性思想皆有影響。星湖積極吸收西學,以儒學之「三心」來格義西學之「三魂」。降至茶山的心論,亦將西學「三魂」的思維框架化用為「心有三等」,主張心是神形妙合,並從五臟之心、靈明之心、心之所發之心等三方面來理解心的意義。且又化用靈魂「三司」之框架,分析「靈明之心」有性(樂善恥惡)、權衡(選擇)、行事(實踐)三種功能。此三種功能缺一不可,故由心之「性」,茶山闡釋其性嗜好說,以道德嗜好作為一切道德現象之所以可能的動能;由心之「權衡」,茶山強調人心與道心的善惡抉擇,以此建立道德的善惡與責任歸屬;由心之「行事」,茶山重視後天之「德」,指出仁義禮智並非先天本有,乃是後天實踐的德行。茶山的心性思想,涉及他對道德主體的建構,強調道德實踐之向外的能動性;其理論框架與概念意涵,既不同於性理學,也非西學靈魂論及其相關倫理思想的套用,更非先秦孟子心性論的回歸。故其心性思想因化用西學靈魂論之思維框架,另闢蹊徑,有其創造性轉化的面向,值得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