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社會研究季刊/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正常發行
選擇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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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處於一個強調實踐大學社會責任的時代，這股風潮已沛然成勢，近年來包含主管國家科學研究與高等教育的科技部與教育部在內等政府部門紛紛以大型計畫補助大學教師成立團隊，進入社區或部落與在地組織協作，「產學合作」被認為是大學參與社會實踐與承擔社會責任重要的一環，並具備將傳統產學合作加以社會化的可能性。然而在上述的規範性關懷與期待下，具體實作究竟呈現何種面貌？其「產」與「學」的具體內涵是什麼？產學合作的樣態是什麼？產生什麼樣的社會效應？本文透過檢視在Wulai地區執行的相關計畫，指出當代計畫執行仍以市場化、創造產值的目標為優先、傾向去政治的技術性操作與不具備轉型性議程，既缺乏深入的在地研究亦忽視在地人群的異質性，並在計畫報告書寫上，學術研究團隊與在地社群呈現不對等的權力關係。同時也發現兩個變化中的趨勢：其一，大學試圖以與在地社群協作之名爭取與掌控更多公私部門經費來源，甚至嘗試在地方上扮演資源分配者的角色；其二，著重社群分享與互惠的另類經濟想像與實作空間似乎有所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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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繞著司法責任制中「責任」這個概念的界定，是強調審判獨立，還是對法官問責，在不同主體間形成了對於司法責任制重心的「闡釋爭奪」。政治家對於錯案終身問責的政治承諾和民眾對於糾正錯案後問責的呼聲是一致的，然而這卻與法律家所持「重獨立審判，輕法官問責」的豁免法官責任的傾向產生了斷裂，以至於法律人建構出一種「去責任化」的司法責任制。在對司法責任制的闡釋上，法律職業主義話語暴露了自身無法消除的矛盾。法學界不能只依賴法律職業主義話語，也要反思這套話語背後所追求的職業利益和職業特權，必須要認真對待司法責任制的政治性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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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探討第一、華南、彰化這三家商業銀行戰後擴張之前因後果。本文鑑於三商銀之戰後擴張勢必要以其戰前發展為基礎，故將考察期間向前延伸至彰銀籌設伊始之1904年。研究發現，三商銀皆係臺灣農村大地主階級在日本殖民政府金融開放政策之慫恿與鼓勵下所積極參與創立之現代銀行。日本戰敗後，三商銀雖有過半日人股份為國府接收為公股，但該階級在國府治下，不僅自始便握有三商銀之經營主導權，更使三商銀能在二二八事件隔天同時完成改組並重新開張營業。自此截至1948年底，儘管國府曾多次申令臺灣諸銀行收縮金融，但三商銀在該階級領導下，卻無論營業機構數還是存、放款餘額，皆爆發出未曾見諸於日本殖民期間的驚人增長。1949年臺幣改革後，臺灣物價因國府高估新臺幣匯價而迅速回穩，三商銀也隨之進入實質擴張階段，從而不只大幅強化了該階級對於農村剩餘的控制，也讓該階級得以將大量農村剩餘移轉到城市之中變成城市金融資本。過往研究由於忽略了三商銀戰後擴張之事實，才會得出該階級早在二二八與農村土改後已然喪失政策協商與資本控制能力的錯誤結論。反之，若將該事實納入考慮則可發現，國府在臺成功推動各項基進改革的前提，並非不存在能夠干預國府決策的農村大地主階級，而是國府總能在實施改革的同時也能兼顧地主利益。兼顧地主的臺幣與農地改革，才是戰後臺灣所以能快速工業化並發展經濟的前提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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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道是社會變遷的象徵和推動力量，但也隨著社會變遷而轉變。本文關注臺灣鐵道設施轉作文創用途的社會脈絡、空間紋理及其與地方發展的關聯，藉此探討臺灣城市配置的持續移形換位。通過現地觀察及訪談，作者首先描述臺灣鐵路管理局及其設施的特質、營運困境及因應策略。接著，本文集中討論臺鐵局舊有設施的文創轉用，並以臺北、彰化、高雄及臺東為例，分析其轉用脈絡、物質部署、相關爭議及空間效應。作者主張，鐵道雖沾染懷舊色彩而捲入城市競爭的文化策略，但鐵道推動發展的動力並未停歇，只是以文化為媒介而移形換位。然而，面臨鐵道地下化、高架化、捷運化等由進步意象主導的再發展，具有「逆反」特質的文創轉生，卻不見得能夠在求新求變的精神下啟動對於發展的省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