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ournals

太和鑄幣中的境外銅源：亞洲內部互動與北魏對外關係

以往研究針對北魏孝文帝（467-499，471-499在位）鑄造銅錢這樁北朝經濟大事，大多著重在其背後的貨幣思想與鑄幣品質，本文則是著重討論其銅料來源。魏晉南北朝究竟是自然經濟或是貨幣經濟尚有待解答，不過雙方論述皆有觀察到此時期仍有銅錢的出沒，本篇試圖具體勾勒北魏建國以後貨幣發展的背景。相較之前焦點大致放在今之中國境內討論此時期的貨幣發展，本文則將視角推向亞洲內部關係來進行討論。北魏立國時領土主要在今之中國北方，首都在今山西大同的平城，原本還是以游牧經濟為主，但鄰近包括今之甘肅、寧夏、青海的涼州地區。因漢朝與包括今新疆及西亞的西域擴大交流之故，涼州有銅錢的使用。加上中原戰亂之時，涼州地區較為太平，銅錢經濟相對中原發達。此外，西域本身也有許多產銅地區與使用貨幣的習慣。北魏太武帝（408-452，424-452在位）之後，北魏與涼州乃至西域的往來，雖然早先被在今之內外蒙古地區的柔然與在今青海、甘肅一帶的吐谷渾所阻，不過在太武帝打敗柔然之後，占領整個涼州與控制西域地區，戰時的掠奪及之後轉向和平的朝貢與互市也使北魏取得更多的銅料。此方法也適用於敵對的南朝宋、齊。南朝產銅遠較北朝為多，南朝又有東南亞乃至南亞國家朝貢或互市得來的銅。北魏再藉由爭伐與互市由南朝取得銅料。經過上述北魏對外關係與亞洲內部的互動，北魏在太武帝、文成帝（440-465，452-465在位）與獻文帝（454-476，466-471在位）年間已可使用多餘銅料在京師鑄造佛像，銅錢也用與高句麗和親，待孝文帝遷都洛陽時，已有相當庫存的銅料可用以製作太和五銖。

• Journals

「牽制」與「策應」：北宋應對西夏的軍事行動機制

本文探討北宋對西夏邊防的軍事行動機制，運用以往被忽略的「牽制」及「策應」觀察邊防上的發展。從宋仁宗朝（1022-1063）西夏進攻起，宋人即苦於在漫長邊疆上應付西夏軍，因而部分邊疆帥臣提出各路互相支援之議，不過中央並無定見，仍是各自為戰的狀態，後來朝廷及帥臣態度屢屢搖擺。經歷宋神宗朝（1067-1085）的戰爭失敗後，「牽制」及「策應」在宋哲宗朝（1085-1100）成為朝臣的共識，兩者並重，依各路地形設定行動規範，亦在實戰中獲得成果。從出土文書可見，直至北宋末年的陝西仍有相關機制，直到陝西完全失陷於金人為止。

• Journals

由翰林而宰輔－論范質為人及其生平

范質（911-964），字文素，大名宗成（今河北威縣）人，他是五代至宋初朝代輪替的見證者，更是獨當一面、為國惜才的官員。不過，宋人對范質的評價不一，雖有「賢臣」的美名，卻未能向後周世宗（921-959，954-959在位）盡節，有所謂「欠世宗一死」的缺憾。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本文旨在釐清范質在仕宦生涯中的政治作為，以及補充范質在政治作為上的貢獻。本文將進一步探討范質仕宦生涯中的官職諸如翰林學士、宰輔，他所起草的政治性文書諸如詔書、誥文，他在時代轉換下的應對，如後漢至後周、後周至宋等諸項議題。從這些議題可知，范質對於政治官場有複雜的政治考量，在政治轉換下有相對應的政治作為。最後，從本文可知范質為人是透過仕宦生涯不斷的歷練，而塑造出個性急躁、清苦自持、勇於批評等個人面貌，這些面貌在時代轉換過程中，范質藉此應對人生中不同的轉變。雖然朱熹（1130-1200）將范質歸類為馮道（882-954）一類的人物，儘管范質在道德上有不可抹滅的缺陷，仍鼓起勇氣質問發動兵變的宋太祖（927-976，960-976在位），范質的表現對於宋代大臣振作士氣的作為起了一定的作用。

• Journals

粟特人在突厥汗國的政治角色－以突厥第一汗國為中心的考察

本文主要探討粟特人在突厥汗國中的政治角色及其特殊性。粟特與突厥的聯繫早在中亞地區已經開始，隨著突厥第一汗國的建立，粟特人憑藉語言、外交及軍事能力，進入突厥汗國並擔任重要職位。他們的語言優勢使其成為官員和文職人員，並且在突厥汗國的外交和軍事活動中扮演重要角色，如康鞘利與李淵（566-635，618-626在位）的交涉。此外，粟特人在內的非阿史那族胡人，在頡利可汗（？-634，620-630在位）時期，因可汗所主導的中央集權化政治路線，而獲得更高地位。然而，粟特與突厥之間的關係又不如想像中的密切，粟特人重視部落利益，並非完全依附突厥汗國。史蜀胡悉和康蘇密等人曾因現實利益背叛突厥，展現出粟特政治人物及其社群，在瞬息萬變的北亞國際情勢中，實具有政治決策的能動性。本文希望藉由不同個案的分析，論述粟特人在突厥汗國的政治角色及特殊性，以更細緻的觀察，進一步認識粟特人在突厥汗國中所扮演的政治角色，及他們所造成的影響。

• Journals

香港的感覺：維他奶的廣告形象變遷（1940-2010）

本文分析香港本土具代表性的飲料品牌維他奶（Vitasoy）於創立以來在廣告中的形象變遷。維他奶初推出時，主要以牛奶代用品的形象及近似的商業模式來銷售，於二戰後改變定位，並漸漸興起成為香港的獨特品牌。維他奶各個時期的廣告均有其側重點，如1950年代突顯其充飢、營養的一面，到1970、1980年代強調味道以至成長及時尚，至1990年代，指向港人的回憶與情感等，建立了獨有的品牌附帶價值。本文提出，雖然本土性是維他奶銷售初期的不利因素，但是維他奶成功藉出色的廣告與宣傳手法克服。然而，因應香港的經濟及政治環境的演化，在1980年代，本土及維他奶在香港的歷史，漸漸轉變為廣告宣傳上的有利元素，維他奶以此將品牌扣連到港人的經歷、情感與日常生活上，提升了產品的銷售量。最重要的是，維他奶在香港多年的歷史，早已深深滲入市民的生活中，加上其廣泛的廣告營銷，最終使品牌在香港擁有了極強的在地性及日常性，在相當意義上代表了香港及香港人這一身分。

• Journals

明代初期北邊衛所軍屯的推動與成效－以洪武二十一年以前為限

明太祖（1328－1398。1368－1398在位）將蒙元勢力逐出塞北以後，必須屯駐重兵於北邊，以鞏固邊防。吳晗研究《明史．食貨志》的記載後認為，洪武朝北邊軍糧之供給，以「軍隊屯田，自給自足」為主，北邊軍糧無虞。王毓銓研究《萬曆大明會典》等材料後以為，軍屯不足以完全自給自足，但仍解決了相當程度的軍食問題。惟《正德會典》有關洪武朝北邊軍屯的記載，似與《萬曆會典》的陳述略有不同；且《明太祖實錄》中，亦有「北邊軍食，一出於民」的太祖自述。本文認為，洪武朝軍屯是一個逐漸發展的過程。其中，洪武七年（1374）以前，北邊軍屯初辦，成效不彰；因此，七年以後，明廷開始推動「董兵屯田」，並逐步奠定了軍屯的基礎；但受到明蒙戰爭情勢的干擾，迄洪武二十一年（1388）以前，軍屯成效有限。北邊軍屯推動有成的時間，落在洪武二十二年（1389）以後。由此可知，洪武二十一年以前，北邊軍屯之餘，仍存在軍糧不敷的問題。依照洪武朝官制規定，戶部必須填補北邊軍糧的缺口。本文認為，洪武朝戶部支應北邊軍糧缺口的運作，經歷了一個曲折的過程。洪武三年（1370）以前，北邊軍糧由「南糧北輸」予以解決；洪武三年以後，「南糧」改而優先供給「國都消費」；戶部乃另謀他法，以供給北邊軍糧缺口。洪武三至七年間，戶部先後採取「鹽課支邊」、「白銀支邊」與「北糧支邊」等方法，以填補北邊軍糧缺口，但上述方法皆具侷限性。直到洪武九年，明廷建立「糧鈔中半」制，以給付北邊軍士月糧後，北邊軍糧供給問題才漸趨穩固。洪武十七年以後，明廷又建立「北邊軍儲」的制度，俾鞏固北邊軍糧。而明蒙戰爭結束後，北邊軍糧逐漸轉由軍屯自給自足，明廷也裁減「戶部支邊」的運作。其中，「北糧輸邊」的數額逐步縮減，而「寶鈔支付北邊軍糧」的政策，則停止運作。

• Journals

現實的選擇－完顏政權新興時代的君位繼承

金帝國的皇家完顏氏，於景祖烏古廼之後至太宗吳乞買之間，共兩世代六位君主的君位傳承，表現出「兄終弟及」、繼位年齡偏高、重視可經驗的才能與帶有「大宗」、「小宗」色彩等規律，今人以簡馭繁，或可將這段君位繼承的規律歸納為「嫡子繼承，擇立長君」原則。但在1130年，原定的儲君即太祖阿骨打與太宗吳乞買最年幼的同母弟斜也，未及繼承而身故，進而發生繼承人之爭。相爭的派系領袖，主要是太祖阿骨打的庶長子宗幹以及當朝皇帝太宗吳乞買，兩方爭持不下，直到1132年方由皇族、「國相」撒改之子宗翰出面協調，決議指定阿骨打的嫡孫合刺（即金熙宗）為繼承人。宏觀來看，此事不單開啟阿骨打子嗣獨占金帝國君位的道路，完顏氏君位傳承的舊慣也發生斷裂，失去既有的規律性。而不論舊慣的形成還是斷裂，皆與現實的權力運作緊密相關。

• Journals

17－18世紀朝鮮建立銅錢制度之研究

本文主要探討17－18世紀「常平通寶」成為朝鮮國幣的歷程。1392年朝鮮建國以降，朝鮮執政階層始終追求加強統治體系。但在經濟方面，政府雖發行楮貨、朝鮮通寶、箭幣等官方貨幣，企圖使「貨權」歸屬於政府，但皆未能取信於民，百姓多以米或棉布等商品進行交易。而1592年壬辰戰爭爆發，提高朝鮮社會對金屬貨幣的認識，使得朝廷積極探討鑄幣，進而導致1678年常平通寶出現。但它發生難以取銅、錢荒、貨幣通行範圍失衡等問題，故政府禁止百姓用銅、控制對日銅貿易，以確保銅源；不斷實施鑄錢，以增加流通量並調整其價值；使用銅錢與民間交易，並用銅錢結算國家財政收支，以將其通行範圍擴展到全國，在如此情況下，常平通寶逐漸取信於民，成為朝鮮的「國幣」。

• Journals

近五十年來歐洲學者對周朝史之研究

儘管歐洲學者在漢學有著悠久的傳統，但近幾十年來，美國逐漸成為西方漢學之新中心。然而，除了直接貢獻於美國漢學的歐裔學者，歐洲仍然有若干世界上研究漢學最優秀的大學，如牛津大學（University of Oxford）和劍橋大學（University of Cambridge），並全歐洲各地亦有研究中國上古史的學者。本文主要回顧歐裔學者所發表與周朝史有相關的論著，旨在顯示其研究成果，並評估歐洲學者對研究中國上古史有何貢獻。本文呈現，儘管美國學界在研究周朝史各種領域中佔據主導地位，但除了若干對美國漢學有貢獻的歐裔學者，其他歐洲學者亦提出許多不應被忽略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在考古學與文學領域，其著作對研究周朝史亦起著重要作用，為更全面地了解周朝史亦為重要的參考資料。

• Journals

近年對元代「四等人制」及相關議題的討論

對於元代各族群在政治、法律等方面的待遇差異，二十世紀的學者們大抵將其概括為「四等人制」。該說以箭內亙提出「三等人制」為開端，經學者近一步補充、修正，最後由蒙思明的《元代社會階級制度》為代表，總結為「四等人制」。此後，「四等人制」成為元史研究的通說之一，但隨著新資料的出現和新研究推展，「四等人制」開始受到部分學者質疑。舩田善之於1999年發表〈元朝治下の色目人について〉一文，重新檢視「四等人制」的說法，並提出商榷意見。他將該文用中文改寫成〈色目人與元代制度、社會－－重新探討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劃分的位置〉後，在中文學界引起熱議，除了爭論「四等人制」的通說是否真能適用，也連帶引出「色目人」的詞源與概念問題、「元代多族群任官的現象是統治者有意行制衡之術，或是出於實際統治的考量」、「對於元代各族群的差別待遇，該理解為民族歧視，還是各從本俗」等議題。本文試圖列舉箭內亙以降對於元代族群地位的代表性論述，兼及議題討論過程中，衍生出的種種問題，進而指出此一爭論的癥結，並提出研究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