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風水術形成的過程中,主要是針對戰國、秦漢時期以來生態環境的破壞,所提出的解決之道。而在此一時期,《太平經》的生態思想,亦具有相似的方法與相同的目的。尤其是《太平經》的部分生態思想及觀念,為後世風水術所吸收,成為風水術重要的理論基礎。因此,《太平經》可謂是中國古代風水術形成過程中,一個相當重要的關鍵。本文即透過風水術出現的時間、風水術形成的原因,以及《太平經》中與風水術有關的生態思想,對此一問題加以論述。
王充以「合黃老之義」(〈自然〉)闡釋其「自然」概念,肯定老子的「自然無為」,但為了兼顧「外疾」與「內傷」的雙重為學目的,又受限於漢儒萬物被天影響之思考模式,他以「氣」闡釋與繼承老子「自由自在、自己如此、無所依靠」的「自然」意涵,發展「自因與自發」、自然生成之「自生」、不欲以生物之「無為」的「自然」,此外,王充的「自然」亦是「偶然」又「必然」的力量,是「本性、本質」之簡稱,更得以概括自然界的存在、規律與現象。雖然王充之「自然」,喪失老子「自然」之原義,但卻如實反應漢代黃老道家的老學新面貌,也因此,本文即透過王充與老子兩者為學宗旨與論「自然」目的、「自然」根源及「自然」的涵義與作用三方面之比較,探討王充對老子「自然」概念之吸收與轉接,釐清王充與老子「自然」概念的承繼關係,凸顯老子思想在漢代加入新時代元素後之發展與面貌。
「本覺」是中國化佛教的核心思想,也是東亞佛教傳統的基礎觀念。在現代性運動中被重構的本覺思想,其政治倫理維度呈現出相當複雜的面貌。其中,既有重構,也有解構。前者見之於鈴木禪和京都學派哲學思想,後者為「批判佛教」所闡發。筆者以為,「批判佛教」的中心議題即是暴露解構作為政治意識形態的東亞「本覺」思維模式,這為我們理解佛教與現實政治倫理的關係提供一個生動案例。但是由於批判佛教自身對本覺模式的狹隘理解,因而無法準確闡釋現代性對佛教「本覺」思想的意義。「批判佛教」的「本覺」祛魅亦和「本覺」重建立場一同釀就了東亞佛教傳統的現代性症候。
漢傳佛教乃印度佛教中國化之佛學體系,佛教中國化之景況以禪宗、淨土宗為其犖犖大者;故「會昌法難」之後,盛唐八宗唯禪淨兩宗仍得昌盛,其它宗門則日漸示微(唐密亦是如此)。在漢傳密教的發展歷程中,准提法的發展與流傳有其獨到之處;經唐密「開元三大士」之譯介,中遭法難而沉寂掩抑;後由遼代道殿《顯密圓通成佛心要集》一書問世,准提法門由此成為中國化的密教,是為「漢傳准提法」(中國化之准提法),並奠定准提法門顯密圓通之修持體系。更由於該書所倡導的方便法門,融合大乘顯教華嚴圓教的圓融思想,不捨世間人倫而成就菩提;使得准提法廣為禪林與在家居士所修持,造成明清二代準提信仰之風行;成為漢傳密教至今尚保留完整與盛行之修持法門。漢傳密教准提法之發展所呈現者,即中國佛教之平實性、生活性與方便性之表徵。
從一般意義上來說,基督教與文化的關係問題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這不僅僅是由於二者之間的關係“剪不斷、理還亂,而且也由於“基督教”與“文化”這對範疇十分難以界定和把握。因而,本文選取理查.尼布林的《基督與文化》一書為分析物件,通過闡述他對基督與文化的界定,及其所提出的基督與文化之間的五種關係類型,以期能夠深刻地理解和把握基督教與文化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能夠為深入地探討宗教與文化之間的關係提供某種方法上的或思想上的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