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用心理研究/Research in Applied Psyc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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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灣應用心理學會,正常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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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旨在探討兩位佛門僧侶自我超越之生命敘說，運用敘事研究法「整體內容」進行文本資料分析，撰寫生命故事，並從東方大我及佛家因緣觀點，細究自我超越的內涵與歷程。 僧侶由於生命經驗的豐厚，開展與接納不同面向的自我；打開自我界限，在觀照經驗的同時放下自我意識與執著；以因緣觀照、佛法不離世間法的角度思惟人事物，用逆增上緣的觀點詮釋負向經驗；自我的獨立與相依面向在自利利他的行持中具體展現，重視佛法在生活中的實踐應用；對生命價值，從困惑、省思，在佛法中找到依歸，進而發揮生命能量。 自我超越兼具水平生活向度的開展及垂直時間軸線的貫穿，謙卑敬謹地聆聽因緣的啟示，並以解門思惟及行門修持來實踐自我，發願生生世世行菩薩道、度化眾生，呈現不停滯的流轉狀態。研究者根據上述發現，對諮商實務工作與未來研究提出具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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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生命史觀取向，運用口述傳記探究一位放棄公幼教職轉任私立佛教托兒所任教幼師，如何在其職涯變遷歷程中看待自我教師角色，及其置身所處社會脈絡中之價值，微觀闡述其反主流趨勢向下流動的職涯轉換，與其自身宗教經驗間相互牽引交織之互動關係。資料採集選擇德國社會學者F. Schütze發展的「敘述訪談」，進行當事人之個別訪談。語料解讀參照德國教育學者R. Kokemohr的「參照推論分析理論」進行敘述內涵意義的理解與詮釋，並再建構出生命主體「追求內心成長快樂」之核心意向。而敘述流呈顯的是這位幼師在實踐理想自我圖像的歷程，在宗教觀與職涯觀相互牽引辯證中，其持續超越限制而建構出邁向專業成長的職業圖像，即在社會系統中宗教教育推廣「利他志業」職業生命價值的沃土內，生命主體孕育出其實踐德育教育行動及利他志業的「願行承諾」，也因此促發了主體得以超脫追求「物質」條件，轉化以「終極關懷」作為自我安身立命的依歸，並為其停滯的幼教專業生命帶來創化的樞紐。且本研究所闡述之幼師角色認同四部曲：「順勢而為」、「複製社會意識圖像」、「超越自我」與「己立立人」，說明了幼師在自我與外在社會世界互動歷程中，生命主體如何在境遇的限制，與可能性中參化職涯契機，並實現職涯願景的生成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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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小金為主要報導人，敘說其成長歷程中，患有躁鬱症的父親所帶來的一連串身心的感受。並由小金的成長故事，探討躁鬱症父親帶給子女生命成長的影響。本研究提出以敍說為方法，可以提供教師貼近與理解學生的可能，並同時協助教師反思生命與找尋適切協助學生成長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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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篇客家女性生命處境中「困」與「尋」的故事。引動我的是那張「臉」，那是我熟悉、深刻記憶的客家女性的臉，好怨、好苦、卻好有力道。透過一年半的敘說與傾聽，立基於「個人在歷史社會文化脈絡中」及「人就是敘說」的觀點，採用生命故事研究取徑，試圖捕捉並再現作為家庭主婦又同時以洋裁養活一家四口的菊子之生命故事。菊子生命的前半段侷困在「沒有文憑而自卑」中，進入婚姻之後，卻「困」在婚姻與家庭關係中，那是環扣著「做人媳婦要認份」規訓與傳承、「與原生家庭無可預期的斷裂關係」以及「家庭經濟條件的弱勢」。如此被困住的生命，如何找尋出口？透過收音機的資訊，生命主體認清一定要走出家庭，尋找社群的支持，才有改變的可能性，於是在社群中不斷地敘說與回觀自身的生命，才得以鬆動過往生命經驗的看待，在安置自身中賦予生命不同的看見、在自我轉化的歷程中朝向一種主體性的追尋、以及在個人行動中連結相同處境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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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偕(1844-1901)，滬尾偕醫館、牛津學堂、理學堂大書院、淡水女學堂的創辦人。他一生在台工作29年，娶台灣人為妻，最後埋骨淡水，對19世紀末期台灣北部社會發展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本文以心理學傳記為研究方法，並以馬偕的日記、委託他人出版的著作From Far Formosa為主要自我敘說材料，輔以其他研究文獻、他傳等資料敘寫馬偕的生命故事。 馬偕的一生提供了我們以「生命實踐」的新角度看視創造力的展現，其具體表現於創造力即是領導力、創造力即生命意志的實現，以及創造力即是建構新的生命認同，從而亦詮釋了創造力即是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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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經由質性研究發現華人工作者對情緒智能的認知與北美學者的概念有部分相異之處，並根據訪談與開放問卷資料編製了包含華人與北美社會重視的情緒智能向度的情緒智能量表以及反映傳統人際情緒管理能力的人情世故量表。在本研究中，研究者以上述量表施測於不同世代的公職工作者，以驗證華人對情緒智能的認知是否反映文化與社會變遷的影響。實徵調查結果顯示：年長世代與中間世代工作者比年輕世代工作者重視情緒智能中「修身同理」因素以及人情世故中的「守禮體恤」因素；中間與年輕世代比年長世代重視「積極正向」因素；中間世代也比年長世代重視人情世故中的「寬容分享」因素。女性比較重視「積極正向」因素，中間職級者比年輕世代重視「修身同理」因素。根據研究結果，研究者推論：工作者對情緒智能的認知可能受到社會文化變遷的影響，也可能受到他們直接工作場域與性別社會化歷程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