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神祕主義論及人神之愛,都多少牽涉到《舊約.雅歌》的主題與象徵。在神祕冥合的高峰上,我們尚且聆聽到大德蘭《默思〈雅歌〉》和十字若望《靈歌》的間奏與和鳴。我們為此把《雅歌》、《默思》、《靈歌》三者綜合起來沉思,盼能浸潤在屬天綸音的律動下,獲致身、心、靈的諧協、啟發與進境。
六群比丘(以下簡稱六群)是佛教史上頗惹爭議的人物,他們既通世情佛理,卻又屢屢違犯律制,故被貶稱為「惡比丘」。可是,近世學人轉以六群的行徑為方便施設,言其旨在令律制更趨完備,六群遂搖身一變成為正面人物。而在眾律藏中,惟「根有部律」清楚舉出六群的身分,同時包含更多的相關記載。本文以漢譯「根有部律」作為基本資料,分三組八類,挑選一些事例作討論,指出六群雖具備相當的律學知識,但他們或固執條文,或挑剔刁難,往往令人討厭難堪。此諸多看似乖張的行止,暴露了僧團運作的毛病和戒律的漏洞,亦令律制得以不斷完善,從中顯示出初期佛教中道和寬容的精神,為佛教律制發展史上值得留意的一章。
正念(Sati)被稱為佛教禪修的心要,在發展過程中,西方所開展出多元化、以正念為基礎的介入課程,有助於探討生命意義,以及應對生活壓力與挑戰。其中,喬.卡巴金(Jon Kabat-Zinn)創立「正念減壓」(MBSR)課程,逐漸成為科學熱門研究對象。此課程不只融入於西方世界的主流社會,更進入到醫學中心、跨國企業、學校、政府機構,乃至軍隊之中。本文將《和平戰士》(Peaceful Warrior,2006)影片部分情節作為案例,試從「電影賞析」和「佛教正念」角度切入,來進行對「正念減壓」課程中正念態度(Mindfulness Attitudes)的具體詮釋,以便大家形成一個較形象化的認知。
嘉義縣民雄鄉山中村(舊稱牛斗山或牛稠山),因牛稠溪域流經村莊而得此名,早期是全鄉人口最大村。山中村宗教信仰普遍為民間信仰,村莊主廟為廣濟宮,以奉祀池府王爺、媽祖、鄭成功為主,但村莊發展及信仰主體係圍繞池府王爺。本文採用文獻分析、田野調查及立意取樣後進行深度訪談,以探討山中村祭祀圈之形成,以及村民如何理解不同神靈之內涵,進而有助於山中村之社區發展與文化資源保存。藉由祭祀圈概念切入,以理解山中村社區各神靈祭祀圈的範圍與分布,進而探討地方社區信仰中心發展,與山中村民對不同神靈認知及意義之解讀。經研究發現:(一)隨著人口增加及集居地擴大,主廟的祭祀圈變大;由於廟務活動增加,牛斗山土地公廟的祭祀圈擴大;五營中的東、西兩營,未隨著社區的新增而往外遷移,因此祭祀圈無明顯變化。(二)山中村神靈祭祀圈的分布,「五營」與居民輪祀居住的地理範圍有關,原具有分群概念的輪祀傳統逐漸模糊:老者對此模糊;中年人認知些許;青年則不明白為何奉祀,宗教信仰傳承出現斷層的可能。(三)山中村民對不同祭祀圈神靈解讀有所異同,普遍難闡述神靈的由來及背景,較理解者屬老年人;其次為中年人;青年人則對神靈認知不清楚。(四)不同祭祀圈神靈意義與山中村民早期生活環境較有其關聯性,老年人多數提及身體健康及平安;中年人求財運、事業;青年人求課業順利。據此,就結論提出建議以供參考。
西元七世紀前半葉,伊斯蘭在阿拉伯半島的興起與當時的基督宗教有必然的關係,穆斯林對半島上的基督宗教徒應有認識,而《古蘭經》也一再點出當時基督宗教的問題。伊斯蘭政權建立後,基督宗教徒成為被統治的Dhimmi,他們在所謂的伊斯蘭Ummah中不僅保留自己的宗教傳統,更與穆斯林做教義的交流;而且穆斯林政權亦重用基督宗教徒,使基督宗教徒在伊斯蘭文明的發展中得以扮演重要的角色。即使如此,伊斯蘭與基督宗教的對話在整個伊斯蘭歷史中持續不斷,衝突與融合皆有。從西元七世紀到十五世紀之間,兩個一神信仰社群之間的互動突顯了「一神各表」的多元現象與共同根源的一致性。本論文試圖就伊斯蘭帝國歷史現象,勾勒出古典與中古時期伊斯蘭與基督宗教的關係。
西西里島早在希臘羅馬時期就已作為糧食產地登上了歷史舞台,這樣的情況持續到拜占庭帝國統治時期。當時序到了八世紀,阿拉伯人風馳電掣的征服大片領土,西西里島也在這股浪潮中被穆斯林占據統治。伊斯蘭政權為當地帶來了先進的文明,在不斷的伊斯蘭化下,西西里島與伊比利半島一樣成為了當時歐洲少數高度發展的區域。十一世紀初,戰亂不斷的伊斯蘭政權被諾曼人征服,西西里島的政權回歸到基督徒手中,然而整個西西里島的伊斯蘭化在諾曼人初期幾位君主的帶領下仍維持下去,直到教宗高喊收復聖地而發起十字軍東征才有所扭轉。穆斯林在這樣的時代狂潮下,處境越來越嚴峻,即使到了神聖羅馬帝國入主西西里島後仍未改變。神聖羅馬帝國的斐特烈二世(Friedrich II, 1194-1250)樂於接納伊斯蘭文明,在他的統治下西西里島文明綻放最後一次光輝,但此時穆斯林與基督徒的關係已幾近水火不容,在西西里島的穆斯林不是被遷往義大利就是改宗,最後終於在安茹家族(House of Anjou)的查理一世(Charles of Anjou, 1226-1285)統治下完全消失。
基督宗教神學與伊斯蘭互動的四種歷史模式,顯示一個廣泛的範圍,基督宗教神學家於此範圍內詮釋教會與伊斯蘭教義之間的關係。此四個歷史模式,分別是:辯論(polemic)、經院哲學(scholasticism)、包容論(inclusivism),與對話(dialogue)。相對地,這些內容在伊斯蘭建立初期與基督宗教徒的對話經驗也一一的出現中。本文藉由學者休.戈達德(Hugh Goddard)與簡.麥考利夫(Jane McAuliffe)的觀點來探討伊斯蘭建立初期穆斯林信徒與基督宗教徒對話經驗的種種現象,藉以顯示這四種歷史模式的立場與觀點。而對話的重點在於伊斯蘭獨一神論的建立來源,是深受猶太人與基督宗教獨一神論的影響。特別是猶太人在西元前第十世紀,因為猶大王國的南北分裂,使猶太人獨一神論的教義與儀式呈現分歧。而基督宗教在建立初期及其後來的發展,也形成東方希臘語的正教與西方拉丁語的公教分歧,導致獨一神論觀點在東西方教會之間,以及各自內部呈現對三一神論的嚴重分歧。這些分歧的因素也深深影響伊斯蘭建立初期與基督宗教的差異,進而導致穆斯林與基督宗教徒之間對話的複雜經驗。猶太人、基督宗教與伊斯蘭的一神論本質,都同時具有排他性與普世性的特徵。這種排他性與普世性所糾結的矛盾和衝突情愫,是伊斯蘭在建立初期與基督宗教徒之間對話的張力,然而藉著宗教對話可以促成宗教之間彼此的理解、接納、和諧與共存的目標。如此,亞伯拉罕宗教獨一神論的根源,便是上帝展現祂對人類的救贖與恩典的見證。
本文旨在比較《平民的基督傳》(平民ê基督傳,A People's Life of Christ)中耶穌基督形象與伊斯蘭蘇非主義代表人物──al-Hallaj──的密契真理觀,並試圖提出台灣基督宗教與伊斯蘭對話的可能性。台灣長老教會在日治時期將《平民的基督傳》一書從英文翻譯成台語文,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建構基督形象之經典書籍。al-Hallaj因為宣稱主張「我即真理」,故遭遇與耶穌基督類似的宣教與受難經驗。基於此前題,本論文嘗試將耶穌與al-Hallaj的「真理觀」做比較研究。藉由研究可得知,由於耶穌生平年代在al-Hallaj之前,而且《古蘭經》亦賦予其先知的特殊地位,兩者的「人神關係」與「密契經驗」透過《古蘭經》連結後,乃有相似之處,只是在詮釋人與獨一真神的關係上有些不同。《聖經》中強調耶穌是上帝之子,故學習耶穌的行為,就是實踐上帝的教誨,亦即落實真理;而al-Hallaj則強調與真主更加親密的經驗,為了真主,可以放棄一切世俗的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