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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向《列女傳》與《詩經》的對應關係研究

劉向生長在典型的皇族家庭，《列女傳》是劉向所編纂的故事集，其中大多數是有品德、有風儀、有才智的女性，少數屬於行徑惡劣的女子。劉向的原意是要將《列女傳》做爲「諫書」，讓皇帝知道女性的品德和行爲，對於家庭、民風、甚至國運都可能造成重大的影響。 劉向所學是《魯詩》，和河間獻王所愛好的《毛詩》頗有不同。今《毛詩》獨存，若要明瞭漢朝《魯詩》對《詩經》的詮釋，劉向的《列女傳》無疑是最珍貴的資料之一。從《列女傳》中不僅可以得知劉向對女性的評量標準爲何；從《列女傳》引詩及詮釋詩句的情形，可以得知他對於某些《詩經》篇章做怎樣的理解；也可以得知劉向受到《詩經》的影響情形如何。本篇論文以《毛詩》的說法爲對比，試圖探討某些足以修正《毛詩》缺失的資料，也足以再次肯定某些解釋方面，《毛詩》的確優於今文經。 經由本篇研究《列女傳》與《詩經》的對應關係之後，得知劉向學術與《詩經》的關係密切，並且有巨大的貢獻與不可輕忽的地位，以及得知《魯詩》、《毛詩》得失參半，互有長處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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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論邵雍的師承及其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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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紫姑的女仙化及才女化

本文比較紫姑在宋代以前的文本及宋代文本中的差異，探究其變化背後的因素，並藉著諸種改變來究明其間所隱含的性別議題。由六朝而隋唐、五代，紫姑的形象從管蠶桑之事的村婦，一變爲能卜家內眾事的女神；至宋，再變爲善醫、卜的女仙，及精通琴棋書畫、善爲詩文的才女。失意文人以紫姑作爲媒介抒志或代言的工具。她的身份雖從妾、女性陰神而女仙、才女，漸次提升，但始終無法擺脫性別論述下，無聲、私領域的存在。反而因爲賦予她話語權力的仍是參與降神作詩活動的文人們，她成為文人懷抱的托寓工具，也成爲文人心目中完美女性的投射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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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傳教士之漢語言觀―以一本＋七世紀閩語語法爲例

西方傳教士在十六世紀之後對中國語言的描述是國際漢學的一個重要基礎。過去研究之焦點在於西方傳教士對中國上層社會所使用之語言的描述與記錄，如利瑪竇(Matteo Ricci)的Dizionario portoghese-cinese（《葡漢字典》），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的《西儒耳目資》及萬濟國(Francisco Varo)的Arle de la lengua Mandarina（《官話文典》）等。然而，有關西方傳教士在十九世紀前對中國方言之描述過去並未引起漢學家們之研究興趣。本研究以一本十七世紀初西班牙傳教士所編的閩語語法爲研究對象，探討西班牙傳教士如何記述與理解中國方言。他們所記載的中國方言爲菲律賓華商之閩南語。本文探討西方傳教士如何援引歐洲的傳統語法架構來分析與印歐語系完全不同之漢語方言，研究結果顯示出傳教士在語言描述方法上具有相當大的彈性。雖然其在分析漢語方言時，使用歐洲傳統語法架構爲基礎，但同時也承認歐洲語言與漢語方言之差異性，並能針對漢語語言中與歐洲語言不同的一些語言特徵如聲調與量詞等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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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俞樾《春秋》學的思想旨趣

晚清治考據學之可觀者，梁啓超視俞樾與孫詒讓爲二大家。其中俞樾所師法在於高郵王氏父子，其重視訓詁、輯佚、疑義的研究方法，進而以此整理群經與諸子之學，並影響了晚清黃以周、戴望、崔適、吳昌碩、袁昶、章太炎等學者，故俞氏之經學對於晚清學術是具有啟發意義的。 至於俞氏之治《春秋》大抵能以考據學入手，又能吸收今文學的部份觀點，提煉漢儒思想，但不死守門戶家法，能會通《三傳》經說，重視《春秋》所涉及的微言大義、天人思想、戰爭思想、禮儀典制等，故其《春秋》學實有相當之特色。本文乃析出其《群經平議》中對三傳研究的思想觀點，並輔以《古書疑義舉例》、《賓萌集經義雜說》、《湖樓筆談》、《茶香室經說》的要點，進而導出其《春秋》學之意義與價值。以四個主題論述之，一是論《春秋》之微言大義；二是論天人災異與五行思想；三是對《春秋》戰爭思想之辨析；四是對《春秋》禮制之探討與論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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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客家童謠及其文化意涵之研究

自古以來，童謠富有啟蒙兒童智慧之功能，童謠也是幼兒學習母語的語言教材；童謠是一種帶有趣味性的兒童歌謠，是孩童們練習說話的工具。童謠除了唸誦之外，它有節奏，有韻腳，又有趣味，富有文學性，還可以配合遊戲。本文旨在分析台灣客家童謠豐富的內容及文化意涵，客家童謠扮演著客家社會幼兒啟蒙教育的功能，兒童從吟唱童謠中學習豐富之客語詞彙，甚至從趣味中認識客家文化，童謠帶動了客家話與客家文化的傳承；兒童從小學習唸誦客家童謠，不僅有助於學會正確之客語咬字與發音，亦能夠從遊戲中認識客家語言文化之美。現今台灣傳統客家童謠，需要對散落於民間之客家童謠假以積極採集與數位化整理，並加以出版成冊或錄製成有聲書，以利於客家童謠之保存與推廣。同時，也要能符合時代潮流，配合現代兒童之需要，積極創作新的客家童謠，甚至譜以新曲，供各級學校之兒童們傳唱。本研究認為：台灣客家人必須正視客家童謠對客家語言傳承與認識客家文化的正面關係，加強傳統童謠採集與創作新的童謠，以彰顯客家童謠豐富之文化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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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昂小說《殺夫》中的倫理與人性關懷－以柏納德•威廉斯的“道德運氣”爲核心的詮釋

在台灣的女作家中，李昂無疑是相當具有指標性的人物之一。一來，她以台灣社會現狀爲書寫的題材，處理其中女性地位、性與道德的關連，極具爭議性；二來，李昂是最受國際矚目的台灣作家，其作品常被翻譯成多國語言，其重要性可見一斑。 本文主要從倫理學的角度來探討她的小說《殺夫》中的人性關懷。我們將以柏納德•威廉斯的「道德運氣」的觀點為核心來展開說明。威廉斯指出，長久以來就有一派哲學傳統將人生的目的視爲幸福，一種沈思平靜、自足的幸福。至於運氣？則是這種幸福的敵人，是一種不受自我所控制的道德狀態。他以康德的倫理學說爲例來說明，像這樣的倫理學說強調道德價值必須不受運氣所影響，道德價值必須是絕對的，不容許任何任意性。然而，道德價值真的這麽重要？我們的道德實踐真的能將運氣完全排除掉？一位受暴力脅迫、求助無門的女性會選擇殺夫，真的得揹負「不道德」的指控，還是可以從其它的角度來看待之？ 本文欲指出，李昂《殺夫》中展現一種人性關懷，亦即，在道德困境之中，一個人該選擇什麼取決於個人對自己生活意義的把握與理解。換句話說，使生活或生命變得有意義的東西比起社會外在的道德義務準則要來得深刻，更能說明當事者當下的行動和抉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