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學研究集刊/Yuntech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雲林科技大學漢學應用研究所,正常發行
選擇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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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人王寂，係金代中葉世宗大定至章宗明昌（西元1161-1195年）時期之傑出文學家。今唐圭璋《全金元詞》輯入王寂詞35闋，另《四庫全書．拙軒集》卷四所錄，除誤收者外，實較《全金元詞》本多１闋，故王寂詞共有３６闋，應是目前金代中期詞壇存詞最多者。王寂詞中所流露之情感意涵主要有四：（一）宴飲酬唱之歡喜、（二）羈旅行役之苦楚、（三）分離相思之悲痛、（四）淡然無求之灑脫。而從其詞作之情感反應與自我認知中，可明其創作心態之特徵，歸納如下：（一）國勢承平：聖朝自豪之感；（二）流連風月：玩世冶游之習；（三）妙年登科：勤政報國之志；（四）遭貶遠謫：抑鬱不平之氣；（五）飽閱人間：隱居避世之思。王寂以「儒、釋、道」三教一家之思想為創作基礎，其詞學成就卓卓，為金代中期詞壇開拓出更繽紛多采之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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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被認為是一部通俗小說，世情題材貼近市井小民，但問世之初卻只在少數文人間流傳，且褒貶兩極，差異甚大，蓋因文人恐小說中的淫穢描寫，披之大眾將有「導欲宣淫」的惡果。本文考察明人的序跋及崇禎本評點，以窺明人品讀《金瓶梅》的文人視角。明人的序跋指出，須識得《金瓶梅》「窮極歡樂」的寫作手法，才能成為善讀者，而此類人士蓋屬「上智之士」，非〈欣欣子序〉所提及的「下焉者」，因而嘉靖、萬曆年間主張小說「通乎眾人」的理論並不適用於《金瓶梅》。其次，崇禎本亦從打破大眾神話色彩開始，和「上智之士」展開對話，深化了明人序跋揭示的此一文人品讀視角。本文研究後因此推論：明人序跋及崇禎本評點均將《金瓶梅》定位為適合文人閱讀的小說，而非大眾文學，只有具備深刻理解力和反省力的頂端讀者，方能理解這部小說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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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代曲話中，常有將康海與王九思合併評論的現象。本文主要在研究諸曲論家對康海、王九思之評議，結合理論與作品，使兩者相互映證，以釐清諸家評議之是非曲直。主要探討方向可區分為三：其一，評康、王劇曲之諷刺旨趣。其二，評康、王曲作之音律。其三，評康、王曲作之造語及風格透過三個面向的切入，可更為清楚的揭示康海、王九思在明代曲壇上的成就與定位康海《中山狼》雜劇，與王九思《杜子美沽酒遊春》雜劇，在明代曲話中，多被認定為寄寓諷刺，且有所影射的曲作，然筆者就文獻史料及交遊關係考察，認為《中山狼》雜劇並非侷限在專一對象的諷刺。而《杜子美沽酒遊春》雜劇則有指涉，因劇中詞彙與現實有過多巧合，難以不令人加以聯想。康、王兩人雖講求度曲須熟諳音律，卻不免缺失，如在用韻與字聲方面李開先、王世貞俱有指正，務使音律和諧美聽；在句法與對仗方面，王驥德批評王九思【雙調．水仙子】〈席上對雪次韻〉；末三句對仗不整，筆者檢閱曲譜格律與《全元散曲》後，認為王九思將不需對仗之處，刻意錘鍊，反不工穩。關於康、王曲作之造語及風格之評議，曲論家之意見，大抵可析分為揚王抑康與康、王不分軒輊兩方。主張王九思高於康海者，認為康海造語豪放，用典蕪雜，欠缺修飾，王九思則內斂蘊藉，精於構思。主張康、王不分軒輊者，則將兩人併論，稱許為當代名家，以為各有短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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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季剛先生有林尹（景伊）、高明（仲華）、潘重規（石禪）等三大弟子到臺灣作育國學人才，據保守估計，臺灣幾乎有六成以上的大學中文系教師都是他們三位的徒子徒孫。此三位國學大師皆出現在《黃侃日記》中，尤其是潘石禪先生出現次數為尤多潘石禪一開始就因為試卷優異而被季剛先生讚賞，接著不斷地得到季剛先生厚愛和栽培，後來和季剛先生的大女黃念容結婚，本篇以分析《黃侃日記》的內容為主，將其中所記載季剛與石禪兩先生的相關事例整理出來，以石禪先生一方為分期基準，分為「初入師門時期」、「從提親到訂婚時期」、「新婚時期」、「住鄂時期」、「任教中央大學時期」等五期。特別關注他們師生之間在各時期有哪些互動和互助？買了哪些書？溝通了哪些理念？以及後來潘石禪先生在治學道路上做了怎樣的呼應和延續，並取得哪些豐碩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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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特有的民間故事類型中，道教色彩濃厚的「學法造反」故事，雖曾經被民間文學研究者劉守華提出討論，認為應該歸屬在A1592B「神箭早發」型。近年來，隨著中國民間故事的持續蒐集整理，類型定義及其內涵愈趨嚴謹明確，未有述及神箭早發情節的「學法造反」故事之異說，則遭屏除在A1592B「神箭早發」型之外。然而，尋鐸現有的「學法造反」故事之異說，根據其思想主題、情節描寫和流布情形以觀，認為與AT592B「神箭早發」型的最大分野，雖在未有述及神箭早發情節，卻都採取其他種神祕法術造反。職此，為呈顯不以神箭早發情節為標榜的造反故事之特色，同時保有和突顯「神箭早發」型的獨特性，建議將此類故事獨立於「神箭早發」型之外，另立為A1592C「學法造反」型，使明白與AT592B「神箭早發」型的淵源與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