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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侃日記》中季剛先生的生活方式與健康狀況的關聯性

1907年，黃季剛先生22歲，拜太炎先生為師，太炎曰：「恒言學問進益之速，如日行千里，今汝殆一日萬里也。」季剛嘗自言：「余觀書之捷，不讓先師劉君。平生手加點識書，如《文選》蓋已十過，《漢書》亦三過。注疏圈識，丹黃爛然。《新唐書》先讀，後以朱點，復以墨點，亦是三過。《說文》、《爾雅》、《廣韻》三書，殆不能計徧數。」買書、讀書幾乎占了季剛先生生命的絕大部分。無論義理、辭章、考據等各方面都有極高的成就，鑽研至精，學識淵博，堪稱廿世紀最偉大的國學大師之一。可惜天不假年，季剛先生在知天命之年竟然驟然隕落，震驚學界。有關季剛先生的壽命，太炎先生所送的生日賀聯：「韋編三絕今知命，黃絹初裁好著書」，是章、黃傳人共同知曉的故事，但其實應該別有他故，使得季剛先生無法享盡天年。茲從《黃侃日記》中詳加觀察和探究，認為多種問題交錯紛陳，以致季剛先生英年早逝，本篇著眼的九個面向為：一、知名教授終日忙。二、久坐的生活習慣。三、飲酒抽煙無節制。四、睡眠品質不理想。五、思緒敏銳易憤悶。六、家國人事皆憂勞。七、運動養生未落實。八、祭祀卜命不輕忽。九、太炎師賀禮－恩何其重，痛莫如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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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公案小說集中清官形象形構之對蹠筆法所映現社會意識

清官為循吏的理想化範型，為大、小傳統溝通與交融的重要界面，因此清官形象的變化，不僅代表著大傳統向小傳統傳遞的價值，更是反映小傳統對於循吏的期待。特別是在晚明公案小說集在普及律法知識與律法完備的背景下，對於清官形象的形塑更具意義。本文擬由其形象的建構方法，理解晚明公案小說集中組構清官面目的基礎，更由清宫面貌呈現出的特徵，理解晚明對於權力形象特徵－對蹠性。從映照廉貪性格、跨越陰陽領域到辨分真假身份，彰顯了晚明清官形象的矛盾與映現現實的衝突，從論文討論可以理解清官形象期待與現實的反差，映現了晚明社會對清官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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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視生活世界的獨白－論七等生《重回沙河》的鄉土

或謂七等生在早期小說裡，「局外人」的原型意象，成為其作品的一個重要意義符號。但是到了《重回沙河》（1986）則又以敘事者「我」的第一人稱現身。對此，筆者以為不論是「局外人」意象或「我」的敘事者都是其書寫形式考量所致；或這樣說，七等生經常以「獨白」敘事，在作品裡發言、闡述事理；藉此，與讀者、世界對話，《我愛黑眼珠》（1976）如此，《重回沙河》（1986）如此，《我愛黑眼珠續記》（1988）亦是如此。此理誠如沙特在《什麼是文學？》（1947）所論可知，即使「獨白」，七等生的書寫仍是對生活世界的知覺、體悟，縱使敘事局外、疏離。但七等生仍言：「我是為了我非要不可的欲意而寫作。」然則在「非要不可的欲意而寫作」的生涯中，七等生在1980年，四十一歲這一年仍遭逢「轉折點」，「決定暫時停筆撰寫小說」；隔年「個人遷居至坪頂山畔，研習攝影與暗房工作、撰寫生活札記」。而後1986年8月間舉辦其首次攝影個展「重回沙河」，同時也由臺北遠景出版公司出版《重回沙河》。由今觀之，《重回沙河》不僅仍多以「獨白」書寫；而且七等生對「生活世界」深刻的知覺、體悟，在札記敘事中處處可見。因此，從整個寫作生涯來看，七等生於1980年的寫作「轉折點」，與其說是「寫作瓶頸」，不如說是重新知覺、斟酌其寫作目的的契機。因此，本文將擇其攝影作品及其相應的札記敘事做分析，驗證《重回沙河》中所知覺的「生活世界」敘事、反省。最後，本文將此「生活世界」歸於「鄉土」意象來理解，指出其批判、近似於波特萊爾「變化無常、轉瞬即逝」的現代況味。其次，將之置回狂飆的1980年代來看，七等生《重回沙河》的「鄉土」早已萌發其社會體驗與寫實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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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考據學對江戶時代俗字研究之影響研探－以吉田漢官、市野光彥、狩谷望之為考察中心

中國儒學對日本具有持續且長遠的影響，日本接受了中國各時代的代表性儒學思想或學風。清代中國的代表性學術，自然非考據學莫屬。已經有學者探討了日本學術對清代考據學的接受程度，但這方面的研究仍然不多。對於清代考據學的接受範圍與詳細情形，可以說至今仍處於初步研究的階段，仍有研究空間。鑒於以上研究狀況，本論文以吉田漢官（1745-1798）、市野光彥（1765-1826）、狩谷望之（1775-1835）此三家的校勘著作為中心，驗證江戶時代（1603-1867）俗字研究與清代考據學之間的具體影響情形。本文的研究指出，清代考據學對江戶時代俗字研究之影響在於資料方面。市野、狩谷等學者與清代考據學者皆常用《說文解字》、《玉篇》、《干祿字書》、《廣韻》等字書作為俗字的判斷依據。其影響大概在以狩谷望之作為領導的學者群體中逐漸明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