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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學研究集刊/Yuntech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雲林科技大學漢學應用研究所,正常發行

5-year IF 0.020
0.020 2023 年
Discipline Ranking
中文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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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東傳與中國文化接觸,不僅為中華文化帶來許多衝擊,卻也撞出了許多難能可貴的火花,不論從口頭上的語言用辭、說唱藝術乃至到文字上的詩歌、散文與小說,造型上的壁畫、塑像,都產生許多深遠的影響。而佛、菩薩的相貌隨著佛教東傳至各個國家,因應當地文化而有所改變,其中「毗沙門天王」的形象轉變,是值得注意,畢竟作為佛教護法的身分,其形象就不免要與民眾所認識具有「護法」的能力結合,所以護法與不同文化圈內的武將、英雄形象結合,是可以預想的發展方式,故本篇要討論的問題是透過佛教裡密教系統中的「三密相印」以及佛教宇宙觀──「天」的兩種理論,討論李靖何以成為毗沙門天王的可能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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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八世紀越南的儒學家當中,黎貴惇著述種類甚多,內容涉及經學、史學、文學、地理、考證學等諸多領域,越南人稱之為博學家。黎貴惇於1772年完成《書經衍義》及序,是在《尚書》58篇正文的基礎上進行論經。這是一本記錄黎貴惇解讀《尚書》的個人心得體會和獨特見解之書,還可視此書為黎貴惇撰寫的一本適用於對儒家經典以及《書經》瞭解到高層次的知識階層的講義,以此深入瞭解該領域,或應用於實際生活和發揚其思想。《書經衍義》提到的內容,包括經文、朱熹的注解、蔡沈的《書集傳》,我們可以斷定黎貴惇是在15世紀以後廣泛流傳於東亞學界的《書經大全》基礎上進行閱讀和衍義《書經》。事實上,朱熹並非專門研究和討論《尚書》,他最出名的治學成果是著作《四書集注》和注釋《詩經》、《易傳》。朱熹只有幾段關於《尚書》的討論散佈在其門人輯錄的《朱子語類》書中。他關注《尚書》體現在他命門徒蔡沈著《書集傳》,也有意見認為朱熹關於《尚書》的討論意見均已集中到蔡沈的著作中,這點可以證明黎貴惇已經仔細研究了《性理大全》,《性理大全》通過在教育和科舉中使用對越南產生了巨大影響。朱熹的重要觀點、理學思想和「道問學」精神備受推崇。黎氏也將朱熹與陸、王對立來討論。從這點,再加上接受顧炎武的考證成就及對「理」觀念或多或少的調整,我們可以發現黎貴惇是受了清朝學術影響的儒學家。他是屬於站出來保衛和維護儒學正統脈絡的群體。這是證明越南儒學經過調整並融入18世紀東亞國家儒學思想轉變的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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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漢文字處於隸變萌芽、發展及完成的關鍵時期,綜觀出土的秦漢文字材料,有簡牘、帛書、石刻、金文、封泥、璽印、陶文等;其中,簡帛文字除數量眾多,具有寶貴的史料價值外,在漢字由篆文轉隸書的隸變過程中,更能反映當時社會文字的使用情況及真實書寫原貌,格外具有研究價值及意義。戰國中晚期至西漢初年的隸書屬於「古隸」,本文以西漢早期的張家山漢簡和秦簡牘文字(戰國中晚期的秦國至秦代)為對象,考量同屬「古隸」階段的文字構形無可避免存有高度的符合性和穩定性;然就歷時的眼光,亦不可忽略這段時間的文字在隸變「漸變」過程中的「差異性」。故本文以秦簡牘「簡化」、「繁化」及「異化」現象的字例為考察中心,試圖從秦簡牘和張家山漢簡的構形比勘中歸結出值得注意的現象,對於張家山漢簡和秦簡牘不同的構形,亦探求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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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淚珠飄落縈心曲〉為戴望舒(1905-1950)翻譯法國象徵派詩人魏爾倫(Paul Verlaine, 1844-1896)的作品Il pleut doucement sur la ville,此譯詩最初發表於《瓔珞》旬刊(1926.4),用文言詞調〈菩薩蠻〉之體裁。歷來對於戴望舒在風格、精神等層面,受西方象徵派及中國晚唐詩詞的影響討論頗多,亦時有舉出這首譯詩為例,然而鮮少有人注意到它的特殊性:翻譯雖是一種再創作,內容卻須受到原作的限制,而戴望舒在這樣的限制上又選擇了一個格律更為嚴格的形式,等於是「雙重限制」,如此創作出的作品可謂中、西結合的極端。於是我們不禁要問:何以他要採取這樣的嘗試?這樣的嘗試又能達到什麼效果?另一方面,詞體的文體特質也是詞學上討論不休的話題,過往多從詩、詞、曲三方面的辨體劃出詞體的風格界線,然而此三者原本就有互相傳承之關係,且彼此影響甚深,而今透過這樣一個「他者」的介入,反而更突顯出詞體本身的特質。故此,本文主要站在詞學的角度,結合當時象徵派對新詩內容與形式等問題的討論,經由詞(文體)─〈菩薩蠻〉(詞調)─文言構詞(文字)這三層形式,由大到小層層剝離,藉著這首譯詩表現出的藝術性,以對詞體的格律與抒情特質有一番更深的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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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是立基《禮記》的文本,解析古代視學禮及宗廟祭祀戲劇化的儀式,闡發古人編碼在祭祀禮典儀式中的道德典範學習規畫、施教方式及其倫理教育的意涵。本文指出這套把道德典範學習行為編碼在祭祀禮典戲劇化儀式中,「寓教於祭」的倫理教育劇場,不僅是一種教民無形的、潛在的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還包含批判分析及肯定式探詢的道德認知教育、重視責任感及自我價值感的道德情感教育、更含有理想行為模式養成的道德行動教育,同時也關係到價值本源的思考及典範承傳系譜的認同與回歸的教育,更重視道德行為的身體技術練習、道德想像力及具體的敘事思維能力的訓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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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世往往過度同情東漢、季漢(蜀漢)政權,以至於指責陳壽未能「帝蜀」、「尊蜀」,又或者試圖袒護史家,進而以「讀者之意」認定《三國志》充滿了「大義」暗碼,此皆非篤論。《三國志知意》力辯前人之失,還《三國志》本真、得陳壽本旨,力主「帝魏」、「尊魏」之說,彰顯了譙周、陳壽的師徒關係,兩人皆屬於後世所稱的巴蜀學派。該學派於魏晉時期抱持著「尊上國」、「紓民患」乃「義當如是」的觀點,至於「邪正之辨」則非關注的重點。還藉具體例證指出:史家「別蜀于吳」、「尊蜀過吳」背後的主要動機,並非試圖陰予正統於故國,係屬站在曹魏政權的中原本位視野,分判出「偏方非我臣者」的蜀漢政權與「藩臣而叛」的孫吳政權。避免正統觀與道德同情、地域情結的混淆,孤鳴先發地掌握了史家之師承學派與歷史敘述的連結性,以及強調「承祚自晉人,後賢勿誣古。」以劉氏該書為基礎,檢視魏晉之際的著史實況,可以發現《三國志》偏向尊重西晉北人的立場,動機或不單純僅僅因政治壓力,同時包含了渴望晉人認同的企圖以及感念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