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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藤春夫《星》改寫「陳三五娘」故事的素材來源研究

日本作家佐藤春夫（1892-1964）被稱為日本最早的「二十世紀」作家，並與谷崎潤一郎、芥川龍之介，同為大正時期最活躍的作家，佐藤春夫在1920年來臺遊歷三個月，並到中國大陸旅行，回國後以此經歷發表系列相關作品，佐藤春夫於1921年1月以〈黃五娘〉為題，發表他結束臺閩之旅之後的第一篇作品，後又三月改題《星》出版，《星》是佐藤春夫在漳州旅行期間所聽聞的著名閩南傳說故事「陳三五娘」所做的改寫，過去被認為是陳三五娘故事的版本流變之一，或是認為其是脫出傳統陳三五娘故事而充滿東洋美學的新胎，肯定其獨創性。本文透過情節對照分析，《星》與最早《荔鏡傳》與戲曲《荔鏡記》的大團圓結局相異的情節，發現分散於歌仔冊、民間故事、劇本、清代筆記之中，並以「佐藤春夫的臺閩之旅與《星》、《荔鏡傳》」、「《荔鏡記》以及陳三五娘相關唱本」、「佐藤春夫《星》新創情節來源比較研究」進行論述，期以呈現佐藤春夫所作之《星》其素材運用的脈絡與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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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明代公案小說集惡僧故事的承衍與改寫

本文以明代公案小說集為範疇，聚焦於惡僧故事的題材承衍與改寫，如何反映公案的明僧故事時代性。從公案小說集的故事分布與案件類型的側重，注意到了題材來源選擇特別著重於法家書與筆記小說，又為後來豔情小說與其他通俗小說所援引。從內容改寫發現，不論源於法家書類型或其他類型小說者，皆在形式增入三詞（告詞、訴詞、判詞），內容增衍判案的內容，說明公案小說在惡僧故事傳播的關鍵位置，亦更加說明公案惡僧題材在擇選與改寫是成功的。明代惡僧公案的時代性體現於當代時聞抄撮、明代故事數量、案件反映內容三方面。公案小說的惡僧題材演繹的歷時性演變，具有文學發展的意義外，明代公案集著重於人命類、姦情類與威逼類案件，反映社會的強烈批判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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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抵天鄉－論王徵的一首和陶辭

王徵是明末清初著名的天主教徒，在他的作品中，有幾篇文學作品相當特殊，皆是唱和前人之作，其中有一篇〈和陶靖節先生歸去來辭〉，即是唱和陶淵明〈歸去來兮辭〉。「和陶」從蘇軾開始，在宋代大為流行，其後元明清亦是，「陶淵明」成為文人士子在出處進退之間理想人格與理想生活的文化符號。王徵的和陶辭與前代文人的不同在於：在多數被貶抑的文人中，對於黑暗的政治多有描寫，也多抒發悲苦抑鬱的心情，期待透過歸回田園得到精神的超脫，「陶淵明」也成為他們理想的寄託。即使是透過道家或佛教思想而超脫世俗的榮辱，但基本上都是追求在「此岸世界」的超脫。至於王徵的和陶辭，雖然在題目及用韻上顯示出對陶淵明的企慕，但在內容上，不僅不談對陶淵明的崇拜，也不談歸回田園之樂，只是談人生的歸向──返抵天鄉。如何返抵天鄉？他不厭其煩的強調要兢兢業業、勤奮不懈的在此生行善，而這樣的思想也實踐在他晚年的生活中。王徵即使年近七十，除了「昕夕焚香」、「誠心默禱」的早晚課外，也從事著述傳教、集資建立天主堂、興辦慈善團體以救濟窮乏、組織鄉兵以自衛等等工作，真真切切踐履「畏天愛人」思想於其生活中。王徵的和陶辭是天主教文學的展現，而他的晚年生活也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天主教徒的真實信仰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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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詩定篇」與「論述存說」－沈德潛建構詩學史觀雙軌並進之策略及其意義

本文旨在論述沈德潛（1673-1769）建構詩學史觀之策略及其朗現的意圖與意義。沈德潛一生有關於詩學之論著，主要有二個向度：一、編寫輯錄四部詩歌選集，二、撰寫詩話《說詩晬語》；此二向度呈示什麼樣的詩學觀點與意圖呢？蓋沈氏通過別裁諸書的選定，包括《唐詩別裁集》、《古詩源》、《明詩別裁集》、《國朝詩別裁集》四部選集，以「選詩定篇」的方式，為唐前、唐、明、清諸朝裁定詩選範本，其目的顯然是作為學詩矩範，而《說詩晬語》則以論述中國詩歌體式、源流、評騭詩家、銓品時代風格等項為主，作為論述詩學的基源；從此二面向可知沈德潛的策略擬藉由「選詩定篇」與「論述存說」雙軌並進的策略樹立自己的詩學史觀，一則以別裁諸書作為範本，一則以《說詩晬語》作為理論的根據，二者合軌，共構沈德潛的史觀，提出：尊詩騷、卑六朝、倡唐詩、貶宋詩、反明詩、正清詩的詩史觀點，而其意圖何在呢？一、本於詩教，推尊《詩經》；二、倡導唐詩，以別裁諸書作為學古法式；三，以意運法，神明變化；四、對當時詩學流派之承繼與駁議調合。整體觀之，沈德潛的詩學史觀建構在唐詩的趣向，指出時人學詩的一條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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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祖外聖」－越南客家人社區身份認同與融合之道：以同奈省邊和市龍寶區為研究對象

當前越南有大概八十二萬華人，其中百分之九十五居住在南部地區。隨著歷史、社會環境的支配，華人社群區分為五大方言社區，包括廣東人、潮州人、福建人、客家人與海南人，各幫之間的語言、風俗、習慣均有不同之處。各社區在傳統信仰方面維持自己獨特的神明系列，其中天后與關公是全體華人共同信仰的神明。同奈省邊和市寶龍區客家人一開始不崇拜天后與關公，則供奉自己的祖師。此傳統使得寶龍客家人與其他華人社群持著一段距離，在其他華人的眼中，祖師信仰顯示未標準化的色彩。由於經濟、社會壓力的帶動，客家人把三祖師崇拜轉型成為有利於跨族群融合的天后信仰，其方式主要是在原來的祖師崇拜基礎上覆蓋上了天后聖母的表面話語。「內祖外聖」－轉型之後的天后信仰一直發揚，舊時的傳統果實沒有改變。作為活躍的知識分子，客家族群領袖為此轉型事項作出貢獻，其目的有二，一是跨華人社群融合，二為構建與維持客家人特色。此外，其轉型事項也滿足於本社群邁向越南當前社會的目標。本論文採用文化學中的標準化理論以及基於背景的解釋和重新解釋理論，來分析客家人的「信仰偽裝」現象，進而提出客家人對文化進化與跨境的前途作出討論。同時，本論文進一步探討各方的多邊互動和隱藏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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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臺灣、日本的《韓非子》研究

本文的目的在於勾勒出近代的中國大陸和臺灣，以及從德川時代迄今日本的《韓非子》研究的主要脈絡和特點。經過相關文獻的探討，本文將提出如下四個觀點：第一，在海峽兩岸的《韓非子》研究中，無論是二十世紀初或當今，個別學者所處於的政治環境和對此的態度、或價值判斷乃構成了他們論述內容的主軸。第二，從二十世紀初民國時期迄今海峽兩岸的學者，基本上都期待《韓非子》哲學可以有助於達成中國的富國強兵。在這樣的理解格局中，共產革命之後中國大陸的學者基本上稱讚《韓非子》批判儒家思想的態度。臺灣學者雖然同樣也是要追求中國社會現代化之方法，但針對《韓非子》哲學的價值和貢獻的部分，總體而言採取了比較懷疑，甚至嚴厲批評的態度。第三，與如上所述海峽兩岸的情境相比，日本《韓非子》研究則是從荻生徂徠與其弟子們對文本的興趣開始。德川時代學者對《韓非子》具有這樣的態度，從荻生徂徠的時代開始大約一百年後的19世紀初期，帶給日本《韓非子》文本研究的黃金時代。以及第四，自明治至昭和時代初期（從1870年代到1930年代），《韓非子》研究從傳統註解方式轉到近代文獻學和哲學分析的方向展開。該段時期的研究引進法理學、社會學、政治理論、以及馬克思主義等，並且採用了其中所使用的許多專有名詞，而這樣的過程成為後續《韓非子》思想研究發展之基礎。總之，假設綜合比較中國大陸、臺灣、日本的《韓非子》研究的當今情況，日本近代以來的《韓非子》研究，相比於當代中國大陸以及臺灣的《韓非子》研究，並沒有藉此展開時局評論的意圖。臺灣的《韓非子》研究通常在動機的部分就含有反韓的預設或反駁其預設的出發點。換而言之，在臺灣學界只要正面評價《韓非子》思想的學者，某種程度需要面對「反韓非」的情結或預設來展開其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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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蘇軾早期的《春秋》觀－以〈三傳義〉為例

蘇軾名列唐宋古文八大家，亦為歷代散文大家，其散文內容更橫跨經、史、子、集。後人對蘇軾散文評述甚多，惟對經學中的《春秋》學評論較少。蘇軾雖無《春秋》學專書，然其收錄在《蘇軾文集》中的散文題名與《春秋》學相關者亦有二十六篇，筆者以為其中當有可觀之處。蘇軾於嘉祐二年（A.D.1057）中進士，當時以〈春秋對義〉居第一，足見其對《春秋》三傳有獨到之觀點。本文試以蘇軾這十篇〈春秋對義〉為例，並將其分入「君臣之道」、「國家政治」、「道德修養」等三方面，以論其對《春秋》三傳之批評取捨，進而瞭解蘇軾早年對《春秋》學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