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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學研究集刊/Yuntech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雲林科技大學漢學應用研究所,正常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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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敘述錢穆對傳統儒家經典的看法。錢先生論《周易》,以為〈十翼〉非孔子作;論《尚書》中的「誥」,以為比〈堯典〉的時代還早;論《詩經》時,以為周人起先居於汾水流域,後來才遷到陝西;論《周禮》之時代時,以為該書是戰國時代的作品;錢先生有關《四書》的著作最多,也常勸人讀《論語》。關於經學史的問題,錢先生以為漢代是今、古學之爭,而不是今古文之爭。另外、本文也將錢先生研究朱熹、姚際恒、閣若璩等經學家的成果作扼要敘述。本文可說是錢先生經學著作的導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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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學』是20世紀新興的一門學科。日本敦煌學的發展起步早,且在國際敦煌學與國際漢學界均具有優良的表現。 明治維新後,日本的漢學發展,與敦煌學發展,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狩野直喜是日本漢學界參與敦煌學研究最早的學者之一,既是參與1910年京都帝國大學文科大學派赴北京調查敦煌文獻調查團的成員,又曾於1912、1913年赴歐洲調查、研究斯坦因、伯希和等敦煌搜集品,是日本漢學界京都中國學派的創始人之一,更是日本敦煌學發展的關鍵人物。因此本文特以狩野直喜為中心,分別從漢學實證主義與敦煌文獻、敦煌俗文學材料對中國俗文學研究的啓發、促進中國早期敦煌學的發展等方面,對敦煌學與日本漢學發展的關係進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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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南北朝有一極為特出的文化現象「南北文化之衝突與相爭」,即長江南北人士因地域、風俗或政權變遷等差異性而產生相互較勁與爭抑的意氣鬱結。而此釁端最完整的紀錄始見於西晉左思〈三都賦〉,故我們要瞭解中國歷來南北相互爭抑之鬱結所在;見此負面思維的歷史發展脈絡;從事對此歷史文化複雜面進行剖析及批判性思考,〈三都賦〉是極佳的考察進路。 寫作於三分歸晉前後的〈三都賦〉,全文散發著對於大一統願景的高度期許與北方中原本位文化的自我膨脹,並構集出一張假性的理想帝國圖景,也連帶凸顯北方人士挾著政治軍事的勝利,因而對於南方文化產生居高臨下的傲慢姿態,誤踩南北文化之爭的地雷。 左思沈浸於大一統的幻象之中,無法放寬歷史的視野,洞悉歷史分分合合的內在規律與長久發展的詭譎,進而體認到三國多政府時期對於地方的經濟開發及文化發展所帶來的複雜結構,乃至於欣喜痴迷地寫下充滿文化霸權的〈三都賦〉,造成北方人士對於南方風土民情的刻板印象,為爾後的南北文化衝突應該帶來相當程度的催化作用。 本文嘗試以嶄新的角度討論左思這篇一度造成洛陽紙貴的〈三都賦〉,在魏晉世變中的新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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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某一時代或某一作家的作品進行分期的探討,能增進作家作品較全面性的理解。然而韓愈散文很少見到分期的說法。若有學者對他的散文進行分期的討論,則分期是否恰當?韓文的分期能否與韓詩的分期同步?這裡面涉及判準當如何建立?以及建立分期之後的意義為何? 本篇論文參考韓詩的分期的說法後,認為韓愈散文的分期應當以「生平的變化」作判準,分三期較為恰當。第一期是韓愈出生至德宗貞元十九(803)年十二月被貶陽山之前。第二期是德宗貞元二十年至憲宗元和八年(813)春作〈進學解〉之前。第三期是憲宗元和八年三月以後,至穆宗長慶四年(824)止。以此分界,合乎韓愈生活的變化情形,也能印證韓愈散文風格的轉變現象。 建立分期之後,可看出韓愈散文早期的特色有三:一是求仕上書相關作品甚多,二是多數作品帶有平正古樸的語言風格,三是建立起“文以明道”的文學觀,此一觀念成型之後,終身不改。中期的特色有三:一是書牘、贈序、墓誌銘的作品大量增加,二是不再多作闡揚文藝理論的工作,代之而起的是大膽的實踐與創新,明顯追求詩文的雄奇變怪,三是韓愈與佛老之徒有所接觸,也受到佛學教義的影響,他的散文開始提出強烈的反佛老主張。至於晚期的特色也有三:一是延續前期有許多墓誌銘作品之外,大量增多了奏議、哀祭類作品,二是晚年筆調更趨成熟,在文體、主題上都能因事制宜,三是隨著境遇心情的轉變,詩文風格又漸趨平緩,立言趨於謹慎,語氣平和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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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遍寫憂患的近代中國,以體用哲學的建置、內聖外王之學的開展,返本開新之學的顯揚,展現亮麗的學術成績,亦為當代新儒學的發展底定根基的黃岡熊十力先生,在其畢生治學歷程中,曾經苦參實究,傳採中外今古、出入儒釋道、廣徵經史諸子、取益時賢師友。然而素來主張「夏蟲井蛙,學者宜戒」的他,終能秉其敏銳的思辯力,去門戶而尚宏通,提煉出一己獨到之學。本文旨在由其多元的學術資源中,擇取來自於清末民初的「康有為與章太炎」、來自於宋明的「朱熹與王陽明」等二對資源,透過熊十力原典的檢視,相關文獻的察考,並佐以現代學者的若干論點,藉觀其究竟如何取資融會、參稽互校、評騭析辯,並驗文題「析異觀通,靈活出入」八字,確非空穴來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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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來,無論神話傳說、哲人思維,或文學詩篇,對於「水」都有非常豐富的比喻聯想,《紅樓夢》中「水」更是處處可見的意象,曹雪芹運用豐富的水意象,構設書中人物情感的具體形象,呈現全書的意旨。本文首先從「女兒是水作的骨肉」這句奇文,分析女兒的潔淨尊貴,來自以「情」為生命的主體,林黛玉是最明顯的例子,她的生命型態正是「情」的實現,關於她的描寫也的確充滿了「水」的特性。作者其實是以水作為情感的隱喻,要顛覆男性社會,回歸陰性的價值。其次從情與自然的角度分析大觀園女兒的情感,探討清濁的差異不全然是被動的(在園內為清,出園外為濁),而是面對生命、情感的態度與選擇。之後再由眼淚談情,「絳珠」(血淚)的強烈意象,正是作者辛酸之淚,書中黛玉的眼淚為愛情而流,寶玉的眼淚為體悟人生幻化而流,而元春的眼淚則是親情之淚,也是作者為閨閣立傳,燭照女性悲哀深刻的洞見。最後從水所寓含的靜定明察與沉淪淹沒兩種力量,象徵人面對情感的不同態度與境界,以此討論寶玉的情迷與解悟。老子曾經以水喻道,然而那仍屬概念的哲理,《紅樓夢》卻能讓讀者從人生的實象與水的象徵中,領悟情感與生命,品嘗其問清濁、沉溺、流逝的種種面向,得到鏡照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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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是先秦時期顯學學派之一,它的價值觀與倫理觀影響中國人的思想與行為。清朝統治台灣期間,儒家思想藉著書院教育的形式得到傳承與發揚,並且與科舉取士結合形成書院儒學的教育特色;雖然科舉制度有其政治層面存在的理由,但儒學的教育在書院中仍然弦歌不輟,完整地傳播儒家所關心的修己安人,明人倫之道的社會關懷。本文探討清代台灣書院教育的儒學思想,受到朱熹哲學很大的啓發與影響,在各書院所訂定的學規中,皆有朱熹思想及義理的傳承,要求讀書人明人倫、識大義、崇實學、不空談,透過經典的閱讀以把握先賢智慧等皆有可觀之處。儒家思想雖有處於不同時代,因應不同問題的迴應與曲折,但是基本哲理與普世的人文關懷仍然是一以貫之,表現儒家哲學的價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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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秦時期,除了名家和墨家之外,在名學研究方面,其成就最大的當屬荀子。荀子對於先秦名學之主要貢獻是進一步批判和發展名家和墨辯之名學思想,使儒家之正名思想更加嚴謹,且更充分地繼承並發展孔子之名學。由此可知,荀子之名學在先秦名學發展中具有重要之地位。 然而,歷年來有關荀子之研究多著眼於其心、性、天、禮等之探討,而疏於抉發其名學之義蘊。直到近年來,國內、外學界始注意及荀子名學之探究。唯中、外學者雖然對於荀子名學之研究已有相當之成績,然而,對於荀子之名學與孔子學說之前後相承和發展關係等問題,學者則多未有明確而詳實之探討,凡此,足以影響吾人對於荀子之名學在先秦思想史上之意義之正確理解與把握。因此,本文旨在透過對於荀子名學之研究,來抉發荀子之名學與孔子學說之思想關聯,以彰顯其在先秦思想史上之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