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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啟超救國實踐的文化進路：以新民思想為主要線索

本文以梁啟超救國實踐的文化進路－改造國民性的「新民」說為主軸，觀察以文化進路做為救國實踐思想利器的梁啟超，其文化和道德思惟與傳統舊社會道德觀變遷的內在聯繫。寫作脈絡始自清代思想界先自理學持論「求利害義」的「義利對立」觀，轉為肯定「義利合趨」之利己思想，再到梁啟超根基在此新義理觀復受西方自由主義與國家主義影響，摶成他既強調自由主義又重視國家利益的道德觀念。在清季救亡圖存的時代課題中，梁氏正是以強調道德革命的「新民」說做為激勵國人自新其德的理論依據，期於國人能夠具備獨立自由的人格與國家思想、群體觀念，進以自由與服從、獨立與合群、利己與愛他利群的「新民德」，建立起適於天演、能對外競爭的民族國家。「新民」說擔綱了梁啟超救國實踐的文化關懷重任，並體現他持信一切事物皆循進化公理前進的道德進步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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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學的經典化進程和中西方經典的異同：以域外中國文學經典觀為中心

在歷史的長河中，中國文學經典的範疇與其他國家的文學相比更為穩固，但卻並非一成不變，而是不斷發展變化的。最早的規範化的努力要追溯到秦始皇時期的「書同文」，但這其中帶有鮮明的政治動機。尤其是他通過限制文學、哲學以及其他諸子百家的經典範疇來鞏固他的統治。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情況發生了改變。「數字化」逐漸演變成經典化的一個重要過程。如「五經」的出現，以及後來「四書」誕生。當然，具體的數字並無絕對意義，例如「六藝」向「五經」的過渡，並未影響其成為「經典」的地位。另外，雖然這些經典擁有的不同版本，但這也不會影響其「經典地位」。這些篇章以及相關的評論被珍藏在歷代的注經、解經書中。後來，漢賦、唐詩和宋詞相繼成為中國文學經典範疇的一部分，直到明清時期小說的加入。清代試圖將這些典籍分成「經、史、子、集」四類，並將更多的非經典的著作納入其中。與此同時，西方也建立了自己視野的中國文學經典範疇，翻譯有極大地促進了現代文學的發展，中國的經典和非經典文學都成為了世界文學的一部分。然而，在中國和西方有關的中國文學史上，一些在中國非常著名的經典文學章節並沒有出現在西方所認為的中國文學經典當中，而另一些在西方的出現中國文學經典在今天的中國卻鮮為人知，其中一些甚至算不上是什麼經典。由於政治的原因，批判文學和臺灣本土文學在大陸所受到的壓制加劇。目前，西方所著的《中國文學史》1翻譯活動的日益活躍以及越來越多批判文學和臺灣本土文學在大陸大量湧現的潮流表明：這些不同研究路徑開始相互了解和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