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外多有專家學者,不約而同提及華語流行歌曲創作中,在「音樂時間」與「物理時間」兩者之「共構關係」時,往往存在相互獨立乃至背離之情況,造成閱聽人在聽覺感受上可以暫時將實際的時間世界拋開,在聲音中造就了一個新的時間意象」。然而,本文作者主張,此詮釋方法可能造就二元對立的情況,而忽略了流行歌曲當中不可分割的歷史性及敘事性;因此筆者主張,在歌曲〈梅花三弄〉裡的「音樂時間」與「物理時間」反倒是造就彼此交織與融合之「共構關係」,因而打破二元對立。
做為皆具典範象徵意義之孔廟從祀身分與《四庫全書》,《四庫全書》編纂之初,館臣是否會採納「從祀孔廟」這樣的特殊條件,進而將從祀者著作納入《四庫全書》?本文使用數據統計與歸納法以及文獻分析法,透過資料庫的檢索,與實體文獻的對校,以迪志《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與《四庫全書總目》,進行條目的檢索與對校。並從孔廟的建置與象徵歷史脈絡,推擴至《四庫全書總目》、《四庫全書》收錄實況的觀察,得出以下三點結論:一、《總目》於「孔廟/孔子廟」的命中條目偏少,從內容直接相關且存於著錄書內的條目來看,能被錄入《全書》,具備「從祀」的條件仍存一定的正向關聯。二、以從祀者的角度出發,其傳世著作被收入《全書》或《總目》的比例相當高,且作品本身被館臣給予中等之上的評等,也是《全書》認定足資典範的參考著作。三、《全書》並不會因為從祀孔廟而主動採納全部從祀者的作品,但其從祀者身分本身即具備「歷代名人洎本朝士林宿望」的條件,因而被採納,以起「教化、廣聞、佐證、補缺、惠士、昭盛以及致用」的效果。
「牛郎織女」故事為中國四大傳說之一被廣為流傳,其故事內容是歷經長時間的發展而形成,並非一開始就完備,其中又以先秦至魏晉南北朝的發展最為關鍵。因此本文將針對南北朝以前的故事內容,重新爬梳與歸納,分析其形成原因跟故事合流的問題,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下,用不同的詮解方式,針對部分觀點及說法,提出再議的可能,有以下幾個商榷與再議的方向:一、透過神話理論去分辨「牽牛織女」在不同時期的故事性質。二、從農業信仰到星斗投射,談「牽牛織女」的起源。三、整合文獻資料的時序先後,重新劃分出分流、合流與獨立的故事發展線。四、確認「牛郎織女」故事在魏晉南北朝以前應稱為「牽牛織女」故事。五、分析魏晉南北朝以前「七夕相會」、「鵲橋」的情節與發展。
將《莊子》置於氣氛美學的思想中探討「物」、「身體」之氣氛,可以符合「莊子美學」的關懷面向,為「莊子美學」提供「氣氛」的詮釋方式。「物」之氣氛說明「物」有其獨立存在的特性,以「使其自己,咸其自取」展現「氣氛」,建構空間場景。「身體」除了可以接收氣氛,更可透過去除過度的人為造作、回歸自然的方式改變自身之氣氛,並創造空間氣氛。《莊子》「物」與「身體」之「氣氛」需在語言氣氛中理解,顯其對現象界的肯定又超越物質氣氛的意涵。
本文論述了百年前西方博物學是在什麼背景下,如何傳入中國,如何取代了中國古典博物學,又是如何自生自滅?在中國當代,西方博物學又如何再度被接受,其新的意義與價值如何?而後著重論述了何謂古典博物學,為何必須重建?因為中華古典博物學是一門獨立的學科體系,研究的主題是包括我中華一切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在內的浩浩博物,區別西方單一的自然科學研究。體現的是博大的天人視野及民胞物與的情懷,是理解和詮釋世界的另一視野。
根據《中國文學植物學》統計,宋代詠花詞中,詠荷數量不少,不過歷來論文研究,較少關注在詞人賞荷方面之情趣,因此本文以全宋詞中,詞題明確提及詠荷之作,作宋代賞荷意趣之探究。內容分析宋詞人賞荷樂趣,大約可歸納為,隱身荷叢中、月夜賞荷、睡於清香、花間詩酒樂、中庭賞盆蓮等方式。最後歸結賞荷過程中所表現的心態意趣為:一、清香境界之想望。二、高潔品格之寄託。三、擬物成人之荷花美人。四、自在逍遙之暫時性回歸。
儒家的生死觀多著眼於「生」,在有生之年積極作為;佛教則以「死」說明輪迴是人生大苦,「生」只是生命輪轉的一個過程,因此儒家與佛教闡述的「生死觀」層面非常不同。蕅益智旭以儒佛會通闡述《論語》,其詮釋之「生死觀」欲在儒學義理中開展佛法意涵。蕅益智旭在〈論語點睛〉中說明儒、佛生死觀一致,兩者皆認為「生死」是無限接續的生命型態,《論語》中闡述的「生」、「死」的內涵與佛法相近,故兩者得以會通。比較朱熹與蕅益智旭的詮釋,則可見兩者在生死不斷延續的意義上有所差異。蕅益智旭以佛法詮釋《論語》使儒學有不同面向的開展,然而蕅益智旭在義理的詮釋多是以佛教的視域詮釋,因此未能符合《論語》本身的意涵,故有值得商榷之處,然而從《四書》學史的脈絡而言,蕅益智旭的詮釋為則對朱子學說的顛覆,提出不同的詮釋。
司馬光編撰《資治通鑑》,「經世致用」是最主要之目的,因此書中所記載、引用的詩歌,不論是《詩經》作品,或是民歌與士人、臣工、帝王的吟誦、創作,幾乎都不離政治鑑戒之目的。《詩經》因為是政教經典,其作品在《通鑑》書中載述最多,大多與政治、軍事、倫理道德的論辨和規諫,以及史家之評論人物有關。至於民歌、士人、臣工與人君之吟誦或詠作,除了反映百姓好惡、生民休戚、對君王的規諫和諷諭之意,等等與政治鑑戒相關的敘史目的之外,也常藉以諷刺或呈現人物的內心情感和性格,而有助於人物形象的生動性。此外,不論是《詩經》或其他詩歌的運用,其中都隱寓著司馬光有關人君修為,以及政治之道的見解。
論臺灣當代華文自然書寫作家中,詩人羅智成善於描述七、八零年代以來之地球環境生態。他透過《地球之島》中的絕句創作令讀者對於環境生態議題有進一步省思及解讀空間。然而,先前研究即便對於羅智成的生態詩有了諸多的評論,例如將他的詩作視為「夢想詩學」,或「理想狀態」,透過拉岡的欲望理論追討「最乾淨的解離形式」和「理想性漫遊形式」的意義,以企圖連結「宇宙淺意識」……的關聯與意涵」亦或是討論詩人作品為「末日書寫」等,似乎都無法說明並詮釋其在《地球之島》中〈質變〉與〈史詩〉兩首絕句的生態「失能意象」。因此本文作者將從當代文學理論-失能論述-來解讀羅智成《地球之島》中〈質變〉與〈史詩〉兩首絕句,並企圖勾勒出所謂環境生態失能的抽象文學性如何透過實質環境生態災難來詮釋與理解。本文主張環境生態危機雖不見得如人類受到傷害一樣有立即性(instantaneity),但其規模超越人類想像;並且已失能論述看來人類之於肢體不便猶如環境生態失去調節功能。作者首先簡介當前環境生態失調的場景,接著脈絡化詩人創作背景、動機及心念並爬梳文獻來討論羅智成《地球之島》的早先研究,緊接著探討文學文化中的「失能理論」為理論框架以分析〈質變〉與〈史詩〉兩首絕句,最後是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