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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譯在教會中的角色: 以美國華人移民教會口譯為例

本研究的主題是口譯員在美國「華人移民教會」中所扮演的角色。文中的「華人移民」所指的是從中國、台灣、香港及澳門等地遷移至美國的華人族群；「華人移民教會」是在上述等地之外由華人移民基督徒所建立的教會組織。 本文作者猜想，口譯在華人移民教會的功能可能是縮減移民教會中的第一代華人移民與第二代在美國出生的華裔之間「文化差距」“acculturation gap”（ Birman & Poff, 2011）的橋樑。除此之外，華人移民教會口譯員的其他角色尚未被深入探究。本研究探討的問題是：（一）口譯員在美國華人移民教會中所扮演的角色、（二）口譯本身在美國華人移民教會中所扮演的角色。 為了理解美國華人移民教會的成員如何解讀口譯員在教會中的角色，本研究透過網路問卷的方式，蒐集來自教會中三類人群的意見，其包括教會口譯的聽眾、教會口譯的委託者（如：教會領導人、牧師、宣導師、講道人）以及教會口譯員。網路問卷設計的主要方式為對比評價。受試者根據自身對專業口譯員（在非教會環境中的專業口譯員）與教會口譯員的角色認知，表達他們對問卷中各個調查項目的贊同度。本文作者試圖透過該方式歸納出華人移民教會口譯員與專業口譯員的角色差異。本文作者亦透過與教會的牧師、口譯員以及口譯聽眾的訪談，試圖理解華人移民教會口譯員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口譯本身在華人移民教會中的功能。 問卷調查的結果顯示，受試者對於教會口譯的觀點與評價，與以往的相關研究的結果一致：（一）所有的實驗對象普遍認為美國華人移民教會的口譯員必定是基督徒，並且認為口譯員是以充滿「利他精神」的態度服務教會。（二）實驗對象相信教會中所有的服務提供者（包括口譯員）是藉由神的「恩賜」（也就是神所給聖徒的能力）才得以完成他們的主要任務，以「造就」（edify）並加強教會成員的信仰。（三）除了作為溝通的橋樑之外，實驗對象認為口譯員在華人移民教會中的主要角色為「共同表演者」、「共同溝通者」、「義工」以及「基督教的提倡者」。除此之外，本文作者從訪談中分析並總結得出：受訪者認為教會口譯有助於讓更多非華人族群融入華人移民教會。因此，華人移民教會口譯員不僅是打破語言隔閡的橋樑，更是促進華人移民教會與外界互動的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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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母語口音對專業與學生口譯員在跟述與同步口譯表現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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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運籤餅作為東方主義仿像：美國異化英文標記之中國觀分析

幸運籤餅是一種仿像──沒有源頭的仿製品──是美國大眾對中華文化的想像投射。作為一種偽裝成他國文化的國內產物，幸運籤餅體現且反映了美國人看待中華文化的態度，抑或是說在不同時期美國大眾如何透過異國情調與東方主義論調異化且模仿了華人文化。隨著幸運籤餅融入美國主流社會，它已逐漸脫離了中國這個假定的起源。這樣的發展不僅使幸運籤餅長久以來既有的中國性更顯得具有諷刺意味，在這種刺激之下，也令人更想要強化幸運籤餅的異國情調意涵。作為傳遞訊息媒介的幸運籤條內容，也會隨著美國對中國的定位而逐步演變。幸運籤餅中使用的語言揭示了物件背後的東方主義論調，尤其是翻譯扮演了格外關鍵角色。本文將探討翻譯（偽譯以及不合語法的英文句子等）對於幸運籤餅異國風情產生了何種作用，亦將說明幸運籤餅的籤文如何印刻出美國對於中華文化的各種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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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探北台灣醫療體系中的口譯需求：醫師觀點

受到國際化浪潮影響，台灣移民人口增加，近年也掀起了觀光醫療的風潮，兩項因素皆會推升醫療體系中跨語言溝通的頻率。國外研究顯示，如果沒有適切的體制讓跨文化溝通更加順暢，醫療體系中的語言隔閡可能會造成醫師誤判病情，也會降低病人就醫的滿意度。有鑑於此，台灣政府與民間組織皆已起身而行，試圖透過建立口譯體制消弭醫院中的語言隔閡問題，但國內仍缺乏相關研究探討醫院跨語言溝通現況、對口譯服務的需求與預期。若未全面了解現況與需求，不管是政府或民間恐怕都難以建立真正符合醫療體系需求的口譯體制。本研究的目標即是要彌補此缺口，透過深度訪談21位在台灣北部地區醫學中心服務的醫師，了解院內跨語言溝通情形與口譯需求。研究結果顯示，台灣醫師鮮少進行跨語言溝通，如遇到無法以中文溝通的病患或陪同病患就醫者（如：家屬、看護），醫師會以英文溝通、採取比手畫腳等溝通策略、或請求非專業口譯員協助。雖然部分醫師認為若能設立專業口譯服務體制，將會帶來益處，但多數醫師認為現況可接受、不需要另設體制。整體而言，台灣醫院對專業口譯服務的需求低於預期，政府與民間組織若想進一步推動，應將此結果納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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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電腦技術自動採用翻譯資源

電腦輔助翻譯工具現今廣泛運用於翻譯實務，其中翻譯記憶系統可儲存既有之原文與譯文為平行語料庫形式，再以相似度對應擷取相似內容，由此利用先前翻譯之重複內容，遂廣運用於重複性高之技術性文件。然翻譯記憶資料來源有限，須仰賴既有平行文本，為增加資料來源，本文承前人研究，討論以可比語料庫建立翻譯記憶資料之可行性，並探討其他資料來源。陳碧珠(2011)、李佳陵(2017)等先前研究指出，可比語料庫於翻譯工具中之使用似乎利用率不高，與所建立之資料庫大小不符，因此本文亦從翻譯記憶之相似度對應方法著手，探討如何提高翻譯記憶系統擷取相似內容之效率，以此提出改善翻譯工具之建議。 關鍵詞：電腦輔助翻譯工具，翻譯記憶，可比語料庫，相似度比對，機器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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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課程學生數位素養之研究

隨著科技日益發展，譯者逐漸仰賴各種數位工具及網路資源輔助翻譯工作，而譯者的網路資訊搜尋行為及能力，更是影響翻譯效率與準確性的重要關鍵。本研究透過問卷調查及螢幕錄影，觀察學生譯者的數位素養及網路資訊搜尋能力，並根據英國 Open University 提供的數位素養能力指標進行分析，檢視受試者在自我評估與實際表現之間是否存在落差。研究結果顯示，受試者傾向高估自身搜尋資訊的能力，並缺乏創造資訊的習慣。藉由探討學生譯者的數位素養能力，本研究希望能協助譯者自我學習、喚起譯者及學界對於數位素養的重視，並推廣將螢幕錄影用於翻譯學習與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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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文翻譯能力檢定考試長逐步口譯中譯英譯文代名詞與連接詞分析

在眾多影響口譯品質的條件當中，銜接（cohesion）往往被視為最重要的關鍵之一。根據Halliday與Hasan（1976）的分類，英文當中的銜接可分為五種，分別為指稱（reference）、替代（substitution）、省略（ellipsis）、連接（conjunction）與詞語銜接（lexical cohesion），而本研究將重點置於指稱以及連接，剖析臺灣中英翻譯能力檢定考試考生如何在翻譯當中處理代名詞與連接詞。本研究採文本分析，資料取自於2014年語言訓練測驗中心（LTTC）舉辦的中英翻譯能力檢定考試，長逐步口譯中進英部分試題，共收集來自56位考生的124段錄音資料。在分析、比對不同考生的譯文之後，本研究發現考生在面對代名詞與連接詞時所採用的作法大致相同，在面對第一人稱單數代名詞時多採取較忠於原文的譯法，在面對第二與第三人稱單數代名詞時則採取較為跳脫原文之譯法。此外，連接詞在原文當中出現的位置以及使用的方法，而非連接詞本身表達的意思，是影響考生譯法最主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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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有聲：會議口譯員聲音訓練活動初探

口譯員的工作與聲音息息相關，聲音的好壞不僅影響聽眾對口譯品質的評價，更影響口譯員的職涯年限。口譯文獻中已探討非語言溝通訓練對口譯員的重要性，聲音正屬於非語言溝通的一環，近年來許多口譯研究也聚焦聲音訓練對口譯員的助益，然而何種聲音訓練活動適合口譯員卻較少提及。本研究旨在探索哪些聲音訓練活動適合加入口譯訓練，採取質量並行的研究方法，使用問卷與簡易訪談的形式，瞭解各項聲音活動對口譯訓練是否有助益，並利用語音分析軟體，分析前後測的故事朗讀與同步口譯錄音，觀察口譯員在聲音訓練前後，音域範圍有無顯著變化。研究結果發現，口譯員認為每個聲音活動對自身或同步口譯的表現都有助益，尤其共鳴腔訓練最受肯定；在音域範圍的變化，口譯員在朗讀故事方面有所提升，然而在同步口譯方面則無，可能與時間、聲音訓練的安排以及觀察值單一有關，但整體而言，口譯員認為聲音訓練能打開對聲音的認知，瞭解聲音在溝通過程中的影響，文末為日後聲音訓練融入口譯教學的安排提供了一些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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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即重寫：從《孽子》到《水晶男孩》

《孽子》為台灣作家白先勇迄今唯一出版的長篇小說作品，1983年出版後，由於以男同性戀為題材，轟動了當時的文壇，並且因此被視為華人同志文學的先驅。白先勇曾表示，撰寫《孽子》乃是欲以「華人的角度」探討同性戀之議題，且《孽子》之主題為「父子關係」。因此，《孽子》不僅僅是描繪了台北1970年代社會底層的男同性戀群像，更深刻描繪了在華人傳統文化下，身為同性戀的兒子與父親的親情與衝突，並延伸至同性戀的個人與整個社會的衝突。小說中，家庭、社會所容不下的男同志青少年們在台北新公園組建了自己的社群，並從事性交易，他們所建立的同性關係，包含與師傅楊教頭的關係，以及與恩客的關係，都被描寫成了擬父子關係，可視為華人傳統家庭關係的衍生結構。另外，白先勇也描寫了社會的恐同氛圍，書中大眾對於男同性戀的想像，還只停留在現代化以前的中國文學作品中對於男男關係的描繪，大眾對男同性戀之過時刻板印象可以從小說中許多古典文學典故之運用看出；而在小說中，宗教思想也成為了重要的元素，藉由佛教輪迴與救贖之概念，融合道教與民間信仰，呈現故事中的生命觀。《孽子》不單單僅是一本同性戀文學作品，更是一本描寫「人」的小說，其英語譯本《Crystal Boys》由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所譯，在1990年由Gay Sunshine Press出版。對於翻譯，葛浩文表示改寫是不可避免的手法。自1990年代開始，翻譯研究逐漸由探討翻譯之忠實性，到研究翻譯過程中的操縱手法，提出「翻譯即重寫」之概念。本研究藉由討論「孽子」這個書名與整部作品的關聯性，分析葛浩文將其轉譯成「Crystal Boys」所造成的男同志意象重塑，並以此為基礎，深入觀察葛浩文在《Crystal Boys》當中採用的翻譯策略，分析在《Crystal Boys》當中，葛浩文是如何再現白先勇在原著當中呈現之宗教精神，台北70年代社會中的男同志意象及其同性關係、華人傳統文化下的父子衝突與社會大眾對男同志的擬古式想像，並企圖進一步探討，葛浩文在《Crystal Boys》的再現，如何改變了《孽子》這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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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中國性的操縱——以龐德《華夏集》為例

龐德是二十世紀舉足輕重卻備受爭議的詩人，他對歐美文壇現代詩的發展有深遠的影響。龐德翻譯了許多源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文學作品，其畢生創作中有為數可觀的翻譯作品。事實上，外國作品的異質性讓龐德得以實驗新的詩歌風格，因此翻譯某種程度而言可謂形塑了龐德的文學觀。《華夏集》可說是龐德最受矚目的翻譯作品，正因為龐德的翻譯不忠於中文原文，使本詩集受到正反兩極的評價。本文並不會著墨於「忠實」（或信達雅的「信」）一詞之傳統意涵，因為龐德在創作《華夏集》時對中文不甚瞭解，且必須仰賴漢學家費諾羅沙的筆記進行翻譯，若將《華夏集》中的語法錯誤全部歸咎於龐德實無太大意義。本文將針對意象的呈現，對《華夏集》與其中文原作進行比較與對照，以一窺當時牽制龐德翻譯的文學與意識形態論述。龐德在寫作《華夏集》時，正扮演著意象主義與漩渦主義的幕後推手，書中俯拾可見的鮮明意象在時序上與上述文學運動是相符的。經過文本比對分析，筆者發現《華夏集》的詩作經常悖離原文所呈現的中國意象，尤其是當這些意象與龐德的文學觀相左時，差異更為明顯。《華夏集》與其中文原作所展現的中國性差異呼應了薩伊德的東方主義理論，而龐德對中國意象的挪用則可能對中國性的主體性造成威脅。本文旨在探究龐德如何刻意操縱中國性，並進一步揭示操縱中國性背後的動機。藉由檢視《華夏集》從原文到譯文的意象轉變，本文希冀能從新的觀點切入龐德翻譯時所據之詩學論述，並試圖處理理解與再現異質他者的棘手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