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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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一月 商圈營造對地方發展之影響—以內灣為例 游千慧 摘 要 舊市區再發展為台灣地區現階段都市發展的重要課題。針對傳統商街的活化再生，經濟部商業司自民國84起開始推動一系列商圈環境改善計畫，包括「塑造形象商圈計畫」、「商店街開發推動計畫」及「商業環境視覺設計計畫」三個執行面，其執行績效如何頗值得評估。本研究以內灣形象商圈為個案，針對形象商圈輔導計畫之成效深入探討，以瞭解形象商圈輔導計畫對地方發展之影響。 本研究透過實地訪察與資料統計，分析內灣形象商圈營造過程的商圈環境變動以及遊憩成長變動，配合遊客問卷與店家問卷，分析遊客與店家對於內灣形象商圈輔導計畫的評價。最後分由產業面、社會面、環境面與行銷面，分析內灣形象商圈輔導計畫對地方發展的影響，進而對未來之發展策略提出建議。 研究結果顯示，內灣形象商圈經過輔導營造，商圈組織成立前後表現確有顯著差異。而商圈營造對地方發展之影響可歸納為以下幾點： (一) 形象商圈輔導計畫投入內灣地區的效益顯著地擴及地區整體發展； (二) 鄉街型形象商圈之營造與觀光遊憩之發展具有相互影響關係； (三) 商圈營造的成功關鍵要素在於地方特色之塑造與節慶行銷手法。 最後，本研究建議內灣形象商圈的未來努力方向如下：結合附近之地方生態資源與人文特色，朝向生態旅遊之方向永續經營；對於內灣遊客數量實施總量管制，以維持遊憩品質；正視內灣商圈過度商業化導致失去地方特色之問題，以市場區隔找到內灣商圈之定位。 關鍵字：商圈營造、地方發展、觀光遊憩、內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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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初步建立一套對於大規模震災災後社區重建的評估項目，透過文獻整理與專家座談，初步擬定合適的項目，評估項目分為兩部分，分別為影響推動「居民參與式社區重建」項目與評估「居民參與式社區重建」成果項目。其次藉由擬定之項目進行問卷調查，徵求學者專家與社區居民的意見。 調查發現建立社區學習機制、加強推動防救災教育與訓練是影響重建過程的重要關鍵，外來資源有無或能否取得相較之下並非社區重建的重要因素。評估重建成果的項目方面，就業與收入恢復、穩定是災後社區重建中的重要基礎，建立民眾社區意識與認同、防救災知識與應變能力的提升則是評估重建之要項。 研究結果顯示災後社區營造與一般社區並未有任何特性上的明顯差異，反而在災害受創的社區，能藉由重建獲得社區居民參與之新能量，讓基本的生活需求、空間環境改善、產業經濟及安全防災等營造過程之課題，加入具有在地文化與願景希望的實踐機會，呈現社區在災後重建的新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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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源自西方的自力造屋運動，強調屋主參與住宅決策或建造的過程，一方面可解決第三世界國家住宅不足的問題，另一方面則是意圖讓住宅更符合屋主的需求。1989年的無殼蝸牛運動，首度提出了推動自力造屋的概念；真正的實踐經驗，則是落在1999年921災區重建時，謝英俊團隊之邵族自力造屋。此後，「自力造屋」、「協力造屋」的概念、論述和實踐開始風行，但在討論上對於其定義、意義仍是模糊、未加定義又缺乏定調。大多數對於自力造屋的討論，在時間和空間向度上，仍顯得片斷。 本研究透過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衝突論觀點，以南投縣信義鄉的潭南協力造屋進行案例分析，提供台灣自力造屋運動實踐的社會脈絡及物質基礎，以理解其成功崛起和後繼無力之關鍵徵結所在。其次，本研究探討外來專業者和志工對當地社區的互動關係，以及協力造屋過程和結果對潭南村民的影響。再者，潭南協力造屋蘊涵豐富的意義，是綠色烏托邦意識形態的再現，對不同行動者產生了不同的意義。 最後，本文分析自力造屋作為住宅去商品化的可能與限制，藉由「批判性的地域主義」的概念，提議結合原住民傳統文化和技術的自力造屋，為台灣自力造屋實踐的可能性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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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文名詞公司是當今工商營利團體最廣泛採用的經營體制的用語，它代表的實體，是資本主義體系中工商資本為了個別營利目的成立的資本單元。現代公司之組成，著重算計本身財稅狀況與普遍意義的效率與盈虧；而並無須關乎對替公司服務的生產者身心勞動顯現意義的勞動目的與內容，以做為公司構成的必要條件；它事實上是做為資本營利單元而存在，甚過於以它的人員構成，或它的生產類屬等，所擁有那些不可置換的具體特質為條件。 既有之研究關於公司詞彙來源的歷史環節有一段重大脫落，亦即，公司之在現代正規中文語意關係中的標準意義，似乎難以關聯上歷史中華南與南洋普遍使用的方言名詞：「公司」的原義。歷史之華南暨南洋地方性語言中，「公司」含義具有許多面向，與今天大不相同。歷史資料顯示，「公司」最廣泛的含義，幾可指涉當時地方所有華人的政治性、社會性、經濟性、文化性組織結社，這已不同於只存在於現代經濟法制規定下的公司；「公司」語義其中一個典型，指排除性極高的地緣氏族，如在檳城的福建漳州海澄三都新江社的「龍山堂邱『公司』」，這是限於村社與姓氏宗族交集範疇內的一種社群。19世紀很長的一段時間裡，「公司」的字面（符徵）曾表徵（指述）了同時存在的許多「公司」現象（符旨），表面上有很大幅度的不一致與不連貫。它們有令殖民政府頭痛而備加提防的神秘私會黨「公司」；有前往南洋殖民地荒疆從事生產、拓墾、經營的礦山與種植園苦力勞工，組成在生產、再生產事務上自治、互助之「公司」；有在華南與南洋海域間從事遠洋貿易的海商海民組成的帆船海事「公司」；有超越地緣村社、家庭、宗族樊籬，而為喪葬互助事宜結合的義山「公司」；有承包地方煙、賭、酒等嗜癮性消費之事業稅餉的「餉碼承包『公司』」；以及依循資本所有、業務經營分立原則組成的投資事業股份公司。這些「公司」現象序譜未必儘如表面上看來是互無交集的孤立主體。本文的問題意識，則發軔於這一切紛沓之「公司」現象，以及這段「公司」－公司語意的歷史脫落，可能存在之異相主體間之貫通；或同一主體流轉變遷過程的歷史推論。 本文以「『公司』勞動體制」為闡釋「公司」組織形構的分析概念，而針對那受到近代西方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影響的區域脈絡，分析華人「公司」存在與轉變的狀況。檳城，是華南的海民與商民近代以來遊寓南洋所及，距離最遠的華人聚落，也正是做為西方殖民資本主義先遣代表之一的英國東印度公司，自從重拾前進中國的商略圖謀以來，最早建立的南洋港市。時間正值英國產業革命與拿破崙戰爭的歷史關鍵。做為英國海外冒險商業資本之代表的英國東印度公司政體與組織，與華人傳統之「公司」商工勞動組合在檳城相遇，也許不是歷史的偶然。但是華人「公司」勞動組合自治團體的方言名稱，其後因為這段期間與它的對手－那得到國家政府有商業資本支持的公司政體－發生遭遇，「公司」反而變成指稱後者的名詞。這就未必不是歷史的誤會，或逕曾表達了一個歷史的嘲諷：雖然兩種實體在19世紀的大部分時期都曾經演化，「公司」勞動體制在這個歷程的後期已被公司吞噬，它的名字則被後者潛奪。當兩者交遇途中，19世紀初的某一時刻，當它們的本體、面貌、境遇顯現等量齊觀，則兩個組織實體（符旨）首次被冠以同一名稱標籤（符徵）。命名與譯名的權威性或可被質疑，但這段初次遭遇而產生的密切接觸過程，造成一個重要名詞不可避免的轉用，不無透露值得分析的重要訊息。 本文各部分與章節的階段性結論，是分別針對檳城暨南洋華人「公司」組織形構歧異的面貌或其流變進行分析的結果，均陳述近代西方資本主義空間生產的世界性影響。後者這個體系對本文所論「公司」形構的影響介質、途徑、與效果都可說是空間性的：它倚藉了對空間性表徵的先制權。因而，空間是本文分析的首要標的。此外，本文給予再生產性祭祀勞動以較高權衡，甚於對生產性勞動或純粹經濟性勞動事實的分析份量，則意在探索勞動定義的邊界，因此研究乃萃注於文化性空間生產的勞動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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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從規劃與都市治理的視角來看待中國大陸快速工業化與都市化併行下土地非農化問題，從原先的社會主義的中央計畫體系到改革開放的轉軌體制過程當中，中國大陸地方政府該如何處理都市利益開發與耕地保護的農用意識形態的議題。本研究分析中國大陸地方政府因應著全球化下地方競爭與耕地保護的雙重壓力，討論中國大陸外向型經濟快速發展地區之地方政府治理體系的運作機制與內在矛盾，以及其在理論上的意涵。從空間規劃的角度來看中國大陸都市空間發展體系與機制，探討經濟計畫、城市規劃、土地利用規劃等中國大陸空間規劃體系之間的歷史脈絡與相互關係，並且探究中國大陸在工業化與都市化過程當中，將農地轉化成建設用地所牽涉相關得機制。經由大蘇州地區這個新興電子產業工業地域的案例分析，說明中國大陸沿海地區地方政府藉著大量批租土地來招商引資以作為地方經濟發展的手段，及其所意涵的利益動機。 本研究提出「地方利益聯盟」的概念來分析在中國地方經濟發展驅動下的都市治理形式與發展型政權的特性。近而由中國大陸空間發展規劃與土地產權體制的歷史性脈絡當中，指出在漸進式改革途徑地方政府與空間發展的關係與牽引機制。說明了以成立開發區招商引資的方式來作為地方經濟發展策略的大蘇州地區，解釋其地方政府將土地啟動地方發展機制的原因，必須透過審視分析蘇州地方政府在空間規劃協調機制，與地方社會的利益分配，以及地方財政與地方政治的治理衝突與危機。 因此，本文探討的核心議題即以地方政府為分析主體的觀點，從整理環境的外部結構以及意識形態等上層因素，加上地方官僚的內部結構因素，對於地方官僚政策與行為的產出，以及該地方官僚政策的影響與意涵。在蘇州地方政府積極開發工業區以招商引資的脈絡下，所造成的影響是地方領導突破規劃讓規劃權威與合法性遭受到嚴重的質疑與挑戰。而以開發區與招商引資做為地方發展能動，不僅象徵著仰賴高風險土地開發與留住跨國資本的地方經濟發展模式，更重要的是這樣子的政策對於社會問題農地流失與農民利益問題很顯然是有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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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由2002年至2005年間，參與「紀州庵」保存運動的行動經驗出發，透過對於運動歷程的重新分析與反省，理解在市民參與、文化保存漸受重視的今日社會脈絡下，都市保存運動之於城市發展的多重意義，以及其作為都市空間生產過程之本質。 拆解保存運動過程中社會角色互動與空間意義詮釋及認同建構，類比為空間生產過程中主體與虛體所相對應的鏡象關係，透過運動經驗中的個別議題切片，聯繫、認識兩者間的互動關係。分別是，保存運動與原都市計畫執行間的爭議，所產生的權力交鋒；空間特質與意義彰顯，所延伸的使用價值想像；以及各別認同形成集體行動，推動社會變遷與空間意義新生間交互作用之可能。 研究中試圖理解的是，真實社會空間生產過程中，無法分割與化約的多重面向；並經由三個層次的研究結論，回應事件的行動參與經驗。 在本質上，保存運動彰顯都市空間中歷史意義共時呈現之特質，在社會關係與象徵詮釋的互動中，不斷轉化出意義的新生，並指向了未來多重歷史片斷再現的真實「異質空間」之建構。 在廣泛的時代脈絡下，市民參與的都市保存融合文化生活想像，觸動了更多重社會價值的交互作用，在實踐的現實困境中，卻隱含了對於社會結構性轉化的契機。 喚醒歷史意義的再都市發展計畫中，價值差異之融合與對抗，形成循環與回饋的公共空間論述平台，召喚常民生活價值、重構時空意義，深化了都市再發展之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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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花蓮地區較於台灣北部、西部等地區發展緩慢，加上先天自然環境限制緣故，聯外交通不便，導致公部門或私部門的許多相關資源投入花蓮不足，基礎設施建設腳步緩慢，在近年來，觀光休閒活動獲得社會大眾重視與熱衷，此亦為花蓮的發展帶來曙光。花蓮在這樣的發展脈絡與環境下，證嚴法師領導的慈濟基金會於此發源，並於花蓮市的西部地區落地生根，對於相關醫療、慈善資源與醫院、學校匱乏的花蓮居民給予很大協助。慈濟基金會歷經近四十年的努力，將其組織日益擴大外，對台灣社會的影響增加，以及一般民眾對於慈濟的認知與印象加深，提高花蓮的形象與知名度，本研究於此觀察角度下，分析花蓮慈濟志業園區對周邊鄰里社區人口、經濟活動、社區發展、土地價格與交通運輸之影響。 本研究透過實地觀察、相關人士的訪問，以及二手相關資料的整理和分析，瞭解花蓮慈濟園區對於其週邊鄰里社區發展之影響分析，探究不同的實質和非實質影響項目之間的相互關係。慈濟基金會在社會層面發揮的影響力，吸引不同目的的人口居聚於園區周圍，產生許多生活需求，而於周邊鄰里間產生服務業和餐飲業為主的經濟活動，帶來商機，同時因為大量的居住與活動人口，影響土地價格與不動產市場成長，亦產生交通、攤販與環境衛生等問題。在鄰里社區活動或意識凝聚方面的影響上，顯示愈是與慈濟志工或基金會互動良好的社區，對慈濟的認同度愈高，這從兩個在空間上緊連慈濟園區的國興里與國慶里可看出最好的驗證與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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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城鄉關係在觀光發展下開始發生劇烈變化，鄉村地區開始承受來自都市人口從事休閒活動的衝擊，伴隨地方觀光推動與實質經濟效益的落實，民宿是近年成長來最為明顯的產業，引發了土地使用管理的新議題。 本研究以宜蘭地區448筆之民宿為例，從空間結構的角度，試圖發掘民宿地理分佈規則，並據以預測未來民宿空間成長對土地使用的可能影響。本研究先從社會文化、經濟、政策等面向，探討民宿之空間發展歷程與區位型態，進而指認火車站、省道、觀光資源、社區、商業區、旅館等空間元素間的關係；此空間關係在「民宿交通動力模式」與「民宿資源動力模式」的假說下，經由研究中的環域分析與迴歸統計方法加以檢定並得到證實，並進一步建構出整體民宿空間數理模型，圖中除了指出影響民宿發展的顯著路徑外，並且給予元素間可進行空間推估的倒數關係；此定量關係在統計意義上的解釋能力皆達九成以上，並反映了民宿圍繞各元素的地理服務範圍。 本研究進一步應用此函數關係，推估未來北宜高速公路通車後，其空間結構的改變將影響宜蘭民宿的成長量與區位分配；在假設民宿未來市場持續正成長的情況下，推估過程分為考慮與不考慮一日遊兩部分，結果認為第一階段(交流道)通車後，其空間結構變化對民宿影響最大，第二、三階段(連絡道與聯絡道)通車後則幾無影響；土地使用上將面臨民宿成長壓力最大的為特定農業區與農業區；休閒農業區為時潮與冬山；都市計畫區為新馬與冬山。此結果可作為城鄉規劃部門在土地使用變更或管制上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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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台灣蝴蝶蘭產業為切入點，以中小型農企業的生產網絡為分析單元，探討台灣經濟發展脈絡下的出口農業如何納入全球經濟，以深化及拓展農業全球化理論。台灣蝴蝶蘭產業的全球化以活體商品的跨界商品鏈為其形態特徵，但其與工業商品鏈不同的農業部門的獨特性是，生物僵固性與貿易彈性間的張力驅動了垂直分工的生產網絡，以及，其與傳統出口作物不同的蘭花商品的獨特性是，異質性的文化商品消費驅動了多樣化的利基市場。援此，將蝴蝶蘭跨界商品鏈的生產─市場整合視為農業全球化的「新」現象時，本研究試圖撥開此商品鏈形態背後的「新」的社會的、經濟的與技術的組織方式，以及形塑其關鍵驅動力的歷史過程。本研究將論證，是生物僵固性、貿易彈性、與異質性文化消費這組矛盾關係，驅動台灣蝴蝶蘭業者透過生產工業化、跨界運籌、與介入商品價值界定的綜合努力，形塑蝴蝶蘭商品鏈的跨界分工形態，但也因生物僵固性與分工位置的限制，形成生產網絡的及時生產的不對稱關係。台灣蝴蝶蘭業者納入全球經濟的努力與結果，標示了台灣經濟發展脈絡下農業全球化的獨特性：以後殖民的新興工業國來標示台灣，其農業全球化不是來自傳統農業部門的孤立的轉化過程，不是農業部門與工業部門間的投入產出的機械性接合過程，不是大型跨國公司的跨部門與跨界的整合，也不是第三世界的外債壓力下的被整合；其以中小農企業的工業化與國際化為主體的特徵，是異質部門間正式的與非正式互動所形成的綜效，而以園藝帝國主義及其遺制、農業再結構、以及出口導向工業化與產業升級這三個面向的交互作用為其歷史時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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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主要以「空間與社會相互形構」與「制約性與能動性」為基礎來探討大陸女性配偶在台灣的日常生活經驗，希望瞭解大陸女性配偶如何在新環境中重新建立起具有歸屬感的家空間與家生活的過程。另外，亦想了解她們走出家庭之後，如何透過日常活動的實踐來拓展自己的社會生活空間。 傳統父系家庭中的性別權力關係以及國家制定的境管法規為形塑大陸女性配偶生活空間的主要力量，日常活動範圍因此變得有限。家成為她們在台灣最主要的生活領域，而性別權力關係則是形塑她們家空間經驗的主要力量。缺乏工作權利使得家成為了她們投注心力與情感努力創造家認同與意義的場所，但受到境管法規對其在台停留期間的規範、住宅所有權之有無、家庭的經濟功能能否發揮、家庭社會關係是否和諧等種種因素影響了大陸女性配偶對台灣家空間的認同。家空間的使用與物的意義亦具體展現了大陸女性配偶對雙邊家認同的轉化過程。 隨著大陸女性配偶在台灣停留的時間增長，並獲得出門工作的權利後，她們也會嚐試重拾職業生涯。而工作場所中的社會互動，溝通了該空間中所有參與者對互動的認知與意義後，促成了人類主體能動性的展現。與多層次傳銷相關的工作場所即具有此項積極特性，而有些大陸女性配偶會利用它來達成實現個人成就、經濟向上流動的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