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學位論文
國立臺灣大學,正常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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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荒者，一個在我們日常生活周遭不斷出現的群體，但這持續的現身並不表示我們對拾荒者會有更深入的理解，反而可能常因看見拾荒者片面的工作過程而形塑了我們的刻板印象。 我選擇台北市的拾荒者做為我的觀察對象，並透過訪談與參與式觀察，來瞭解他們的工作。台北市拾荒者有兩種回收方式來收集回收物：沿街向商店和住家收集，及攔截。民眾要丟到政府資源回收車上的回收物。而在拾荒者的回收過程中，亦因為回收物而與不同對象展開互動，與民眾為不平等的互利關係（沿街收集）、半救濟關係（攔截回收車）；對慈濟環保志工從質疑動機到認同為從業一份子；為政府清潔隊員勸離並保持距離；並依賴回收商的對回收物的購買等。拾荒者在互動關係中的弱勢，與其遭政府資源回收體制所排除的非正式部門的處境有關。 拾荒既為工作，我則說明他們對工作的從業動機與認知，然而，因為拾荒工作的職業地位低落以致於拾荒者會對他們的工作產生羞愧感，以及使他們遭受旁人可憐處境的揣測，他們在拾荒工作上遂有心理上調適過程。而在處理回收物的過程中，則有顯露出新手與老手的分別，且因不良的工作環境，遂產生有一套應變方式。拾荒者亦常在公共空間裡碰見同業，而同業間既為相互競爭又相互同理對方處境，在較競爭的區域亦偶有衝突發生，此時，拾荒者的職業道德規範不僅協助處理各種衝突，亦作為內部評價職業行為的優劣判準。 為了說明拾荒者為高異質性的群體，我亦突顯女性拾荒者的工作經驗，以作為瞭解拾荒者的切面。我發現她們因其性別身份，而面臨家庭與工作之間的衝突，但她們大都選擇犧牲自我時間為代價來滿足兩者的需求。且拾荒工作並不是中性的，男性因能有較高的移動能力而享有優勢，女性則不僅在移動上受限，亦在工作過程中遭逢騷擾與歧視。 最後，拾荒者的低學歷並不表示拾荒工作的低知識、技能；拾荒所得低也並不表示拾荒者處於經濟上的困頓；拾荒者年齡偏高也並不表示拾荒工作為老人的職業。拾荒者的社會評價也不如從事類似回收工作的慈濟環保志工及政府清潔隊員，缺乏慈濟環保志工的環保論述及政府清潔隊員的相關工作福利、保障，讓拾荒者為社會評價最低的職業類別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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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內政部於2003年8月提出「促進民間參與老人住宅建設推動方案」，未來民間興建專供老人租賃之住宅，投資金額達一定門檻者，即可提出申請，享受各項優惠。政府並採三年三百公頃總量管制方式，開放一般農地作為興建老人住宅用地，期能創造就業機會，帶動農村經濟復甦。此一商機已引起台灣財團與企業之高度興趣。 財團法人長庚醫院在桃園縣龜山鄉興建的超大型老人住宅社區─長庚養生文化村，在與政府相關單位就申請設立適用法規與地目變更問題折衝多年之後，終於突破法規限制，總共四千戶，可容納六千老人之長庚養生文化村第一期七百零六戶住宅已於2004年底完工，然而啟用半年來僅有七、八十位老人進住，與業者原先預期有極大落差。 而內政部在促參優惠措施推出一年半之後，由於績效不佳，也正研議修改「老人住宅綜合管理要點」，取消老人住宅不得買賣的限制。 老人住宅果真是好生意嗎？ 台灣政府一向以發展自有住宅市場為主，並未提供需要照顧的弱勢民眾足夠的社會住宅或出租住宅，即使原本負有社會住宅使命的國民住宅政策卻向中等家戶傾斜，低所得家戶反而買不起國宅，這是台灣住宅政策最大問題。 在老人住宅政策方面，政府長期以來在機構發展與居家服務方面的資源投入差距懸殊，促進民間參與老人住宅建設推動方案除了為因應人口高齡化之需求之外，也兼帶負有刺激房地產投資的使命，由於對老人住宅規模未作任何限制，因而出現超大規模的長庚養生文化村，然而，由市場反應來看，先前對老人住宅商機的樂觀預期似乎有必要修正。原因或許是時機未至，也或許是台灣社會根本不需要如此大量的老人住宅，因為住得起的人多半都有自己的住宅，沒有自宅的大概也住不起。 政府為了獎勵投資，將社會福利資源作兩極化分配，照顧中低收入戶與中高所得者，夾在兩端之間的中所得者反倒成為被遺忘的一群，顯然有失公平正義。中間的這群老人既無法享受老人住宅之無障礙環境，亦無法獲得補助或租稅優惠，但這群老人卻是人數最多的一群，即使要以發展產業的方式來提供照顧，也應以這群老人為對象，發展無障礙環境修繕產業，以真正造福大多數老人。 台灣社會福利正逐漸走向營利化與商品化，以老人住宅為例，即逐步放棄了對弱勢者的服務，而偏好服務富人。雖然國外受民營化的衝擊與影響不一，但大致上均強調監督管理機制的重要，並同時發展社區照顧以與機構照顧形成配套式的服務，而這正是台灣社會福利走向民營化過程中亟須補強之處。 與市場反應相較，台灣政府與業界對老人住宅需求似有高估之嫌，業者投資之時應格外謹慎，避免重蹈日本老人住宅產業泡沫化覆轍。政府應做好管制工作，以確保入居者權益。日本老人住宅入居者基金制度值得主事者借鏡。 關鍵字：老人住宅、老人安養、住宅政策、促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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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自行車產業出口大量擴張，造就了當時台灣成為「自行車製造王國」，隨著時代演進與經濟情勢改變，台灣自行車產業從過去製造導向漸漸地步入微笑曲線的兩端－全球運籌及創新研發，自行車產業從面對國內市場角力提升到國外市場競爭，尤其在中國大陸低成本生產要素競爭之下，大甲地區的自行車產業群聚仍能維持一定的生產能量，顯示大甲地區自行車產業仍具一定的競爭優勢，值得探討。 本研究首先就台灣自行車產業發展歷程加以介紹，分析自行車產業發展的過去，如何從傳統產業發展限制逐步透過策略、合作、競爭與升級方式增加競爭優勢，成為具國家競爭力的自行車產業。研究範圍聚焦於中部大甲地區，由於中部地區自行車產業就廠家數、產值、零組件鏈等，整體發展規模優於北部與南部。運用空間分佈資料進行統計分析、問卷調查與質性訪問方式，並配合Porter(1990)所提出的鑽石理論探討下列問題： 1.大甲地區自行車產業之空間群聚現象如何？分析自行車產業發展上下游之間的關係，並經由產業垂直分工與零件供應鏈的結構，探討自行車產業發展之特性。並導入地理空間概念，分析自行車各產業與空間群聚之關係，瞭解自行車產業空間群聚的現象。 2.群聚優勢何以在大甲地區產生？政府在群聚發展的過程中如何促使競爭優勢產生，而企業又如何運用群聚優勢，創造創新研發的生產環境。 研究顯示大甲地區自行車產業的空間群聚現象以幼獅工業區周圍廠商群聚最為顯著，其產值、協力廠商交流程度與創新研發的能力皆優於地區內的其他群聚點。利用Porter(1990)群聚優勢理論與Krugman(1991)群聚內訊息外溢造就外部效益，兩者均可有效地解釋該群聚的競爭優勢。目前大甲地區自行車產業所面臨的挑戰為：地方政府對自行車產業發展協助有限、中部學校單位的研究機構在承接科專計畫且協助企業創新方面的效果並不顯著、現階段專業人才投入形成結構斷層等課題。此外，本研究建議未來可進一步針對該群聚廠商與科技人員之間的社會互動網絡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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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研究主要探討台商電子產業生產網絡在對中國大陸之跨界投資中的發展特性，以及投資集中地區在這個經濟再結構過程中的制度性調整。在中國內部發展動力與全球經濟互動下，台商電子產業生產網絡在90年代的跨界投資中呈現出「從東莞到蘇州」的區位集中與區域性轉移的過程；本研究將透過電子業台商的跨界投資過程來探討電子產業生產網絡之空間佈局調整與其組織治理關係的轉化，這包括台商企業內部的分工與整合形態、對於供應體系之廠商間交易關係的影響以及商品鏈中的生態與權力關係的改變等等。此外生產體系的跨界拓植勢必與投資所在地區產生複雜的互動，台商電子產業之生產體系如何與中國大陸的後社會主義體制碰撞，以及在經濟再結構的脈絡下地方政府如何中介、調節而形構新的地方性制度是本研究另一個關切的面向。透過東莞與蘇州這兩個台商投資密集地區之土地產權體制的比較研究能夠幫助我們掌握台商電子產業生產網絡之跨界投資所牽動的地域性制度的形構與變遷動力，以理解中國大陸不同的「地方體制」之發展軌跡。本研究的重要性在於從經濟全球化的角度探討台商電子產業生產網絡之跨界投資特性和其所牽動、影響的城市區域發展模式，以及從中國研究的角度探討後社會主義國家領域治理體制的轉化與制度變遷，並從理論性的層次接合這兩種研究取向而深化分析與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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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度是描述地形的重要因子，也是山坡地開發時關切的重點，亦有許多不同的坡度演算方法已被提出。本研究針對「等高線與方格交點法」與「內插網格法」進行比較，前者於現有法規與工程實務中廣為使用，後者則是以數值地形圖檔經過內插步驟後利用三次加權方法計算而得。 結果顯示內插網格法擁有較高的穩定性，受人為操作差異而變化的程度較小；然而平均坡度卻大為降低，可開發面積大幅增加，這可能使山坡地開發問題更為嚴重。解決辦法為縮小網格單元，將原本25公尺的規定網目細分為三分之一大小，並採用除碎方法以及提高坡度門檻，如此將仍保有高穩定性，並使可開發面積縮小，以降低山坡地開發之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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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以行動研究取向，融合了演化生態學、歷史地理學、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的方法論，透過邵族人經歷九二一地震的災後重建過程，來探究邵族的生存抗爭和水域文化之間的關聯，嘗試釐清「文化」與「生態」環境間的關係。透過構聯「文化/基因」與「創造性的適應機制」的概念，並在政治經濟史的架構下，發現邵族人在台灣近代經濟社會變遷中，受到殖民主義和漢人主體社會的文化壓迫，逐漸朝向語言文化與生活淪失的路途。 然而，透過儀式分析，卻意外地發現邵族人的「集體記憶」與「水域生活文化」間的微妙關係，看到邵族人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中，採取著不同形制的「社會性自我保護」方式，在對抗主體社會。在這個層次之意義上，我們重新讀水沙連與邵族的祭典儀式，也才清晰地看到長久以來，這些祭儀形式與水域生活之「文化基因」記憶間的關聯。當「儀式祭典」作為邵族社會性自我保護的最後一到防線，以維繫邵族人的自我族群認同時；在祭儀中保存邵族人有關水域生活淪失的歷史記憶，也就變得更為重要。 因此，一如「文化基因」作為人類與環境創造性適應的機制，邵族人在祭典儀式中也隱藏了特殊的歷史記憶之密碼；而繼續透過各種「傳統的發明」，來持續與繁衍邵族人之水域生活文化。而這也是邵族人所以稱為「伊達邵」與「水沙連」之代表的關鍵所在！以生命文化多樣性和「文化基因」的保育觀點出發，邵族的水域生活是應當被保護與重建的。 在寫作安排上，導論便由生物基因的保育到文化基因的保育，以水沙連「湖沼生態文化與溼地經濟」的生活方式出發，去閱讀所有歷史變動的材料，論證邵族土地與文化的淪失，在地震後的災後重建並不是「還我土地」而已，更不只是「正名運動」那般以為把名字改過來就結束了；而更（應）是「湖沼溼地生活文化」等生存經濟與生活方式的重建。換句話說，邵族的問題不是正名的問題，也不只是隨便把一塊土地要回來的問題，而是有關水域生活方式與溼地生活文化的保存與重新發明問題；更具體地說，是邵族「文化基因」的保育問題！ 在第二章裡，筆者將主要以「客觀的歷史材料」作為背景，討論邵族土地與文化淪失的歷史變遷過程；而邵族的土地與文化淪失歷史，其實是邵族水濱與水棲生活文化與生活方式的淪失。只是，在看似客觀中立的歷史變遷過程中，除了邵族的滄桑；卻也要看到地震後的轉折與出現新的希望，而這讓我們不能用舊的思惟面對新的變動。於是我們有必要藉助一些工具，幫助我們看清邵族的政治經濟與文化政治，藉以重讀水沙連邵族之歷史變動。 第三章是幫助我們看清邵族政治經濟與文化政治的認識架構；以Polanyi的激進政治經濟學取向出發，指出市場社會三種虛構的商品，與經濟�社會的雙向運動，並強調「大自然反撲」與「社會的自我保護」的意義。並以此基礎，基進地重讀Braudel所暗指的「反市場的資本主義」意含，在實踐上應朝向物質文明�市場經濟的聯手，才能抵禦資本主義的向下侵透，抗拒日常生活的被殖民化！這樣才能聯結社群防護之文化政治操作，以及邁向生命樣式多樣性之保存的努力，而有助於重新閱讀邵族災後重建的變化，看到希望之主體與可能性。 在第四章裡面，筆者以以九二一地震作為邵族重建與命運的翻轉點，討論災後重建過程中，邵族重返Puzi祖居地的尋根、邵族的協力造屋經驗、族名與地名的正名，傳統儀式祭典的恢復、重新造獨木舟、與部落地圖漢解說員培訓等等過程；並介紹其重建過程中，所產生的「內捲」與「外翻」的現象。內捲部份，是勞動合作社以及討論自治區等內部權力關係的重整，打造希望之主體與新的生活共同體；外翻部份，則包含民間的回應與轉折，特別是連結邵族跨界互助而讓松鶴部落竹屋重建，變成民宿發展的成功個案。以及邵族的「正名」、「還我土地」、「自治」運動，國家究竟如何回應？ 第五章裡，筆者重新用社會性自我防護的觀點，重新閱讀邵族人生存抗爭。因此，邵族的歷史變動，其實和世界性的市場資本主義擴張，以及歷代政權之政治介入有密切的關聯；這導致邵族人的水域生活淪失殆盡。但另一方面，我們也閱讀出邵族在歷代中，透過不一樣的形態，時時在進行著社會性的自我防護，即使在水域生活文化看似淪失的時候，我們也看到所有與水有關的文化記憶，其核心精神幾乎都只保存在儀式祭典這最後的一道防線中。而這也意味著邵族生存抗爭與災後重建，其實各種重建形式與內容背後的精神，都是要邁向「湖沼溼地生活文化」等生存經濟與生活方式的重建。 而在第六章，我重新詮釋邵族重建的文化政治意含及災難經驗反思；邵族重建不是「正名」的問題，也不是隨便把一塊土地要回來的「還我土地」問題，而是有關「水域生活方式」與「溼地生活文化」的保存與重新發明問題！並藉由把邵族重建安置在「湖沼溼地生活文化」等生存經濟與生活方式的重建上，看到「原初豐裕社會」概念之啟發，以及原住民土地倫理與生態智慧的重構課題；也論證儀式作為保存邵族人水域生活的歷史，其重要便在於「創造性適應」的機制，而讓祭儀替現（represent）邵族水域生活「文化基因」之記憶。而這樣的生活主體重建，才是水沙連未來得以永續發展的基礎。 結論中，簡要重讀水沙連並以文化基因之保育理述邵族之生存抗爭，而認為必定要看到這個文化基因的記憶，至今仍深深烙印在年輕一輩的邵族人心中；這是「希望之主體」與「傳統的發明」之所在，也是使邵族人免於滅亡與消失的關鍵憑藉。是以，我們切切不能不看到邵族人作為希望之主體，在水沙連所不斷演發的創造性適應之水域生活文化，而應當更加為之動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