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學位論文
國立臺灣大學,正常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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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圈發展的四個面向分別為區位、環境、商店以及消費者，而此四項因素也決定了商圈之特性。在消費導向的時代，消費者為所有商業活動發生與購買決策之核心。 消費活動的產生與消費型態具有密切的關係。消費型態代表的是不同的消費者特性與其商業設施之間所形成的對應關係。亦即不同的社會經濟與文化地位者會有不同的消費傾向。並且不同的商業地區擁有不同社經、文化階層的消費者，進而表現出不同特性的活動型態。 本研究透過西門商圈與信義商圈之研究，比較分析西門商圈與信義商圈之消費者屬性、消費者行為以及消費者對商圈之評價，並以消費者屬性與消費者對商圈之評價做交叉分析，瞭解消費者屬性與消費者至商圈頻率，對商圈喜好度以及對商圈滿意度之關係。 研究結果顯示，西門商圈消費者與信義商圈消費者在消費屬性上有顯著差異、在消費行為上無顯著差異。在評價方面，兩商圈消費者對信義商圈普遍評價良好，而對西門商圈評價相對較低。另外在消費者屬性與對環境之評價之各項交叉分析比對來看，商圈消費者屬性對消費行為與對商圈評價產生影響。 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四項結論，第一、消費活動的產生與消費型態有密切關係；第二、消費者在商圈發展之需求面中扮演重要角色；第三、每一個商圈有其獨特的文化意義與符號性；第四、商圈型態的差異反應了社會價值的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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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公園設置的目標在於透過有效的經營管理與保育措施，以維護國家公園特殊的自然環境與生物多樣性。台灣地區自民國71年起，陸續公告並成立玉山、陽明山、太魯閣、雪霸、金門以及東沙環礁國家公園，除金門國家公園為保存文化史蹟除外，其餘五處國家公園皆以保育資然資源為主，經過歷年的發展，國家公園已成為台灣地區資源與環境保育之重要櫥窗。 國家財政資源有限，除政府編列預算之外，未來如何運用信託基金之設置以增加我國國家公園於研究保育與經營管理之經費，乃為本研究之目標。 有鑑於英國、美國與日本，皆成功地以國民環境信託方式，進行部分國家公園資源資源研究保育與經營管理，本研究以設置國家公園環境信託基金，鼓勵民眾參與國家公園自然資源保育研究與經營管理，增加發展之經費。主要針對國家公園環境信託基金之之財源籌措及使用之監督管理研擬方案，建立四種合理且可行之國家公園環境信託基金設置模式。 財務面向、管理面向及社會面向為國家公園信託基設置模式評估之三大重要面向，本研究就三個面向建立評估準則，採取AHP層級分析法，藉由專家問卷方式，得知三大面向中各準則所佔之權重；同時，再藉由專家學者依各準則對於本研究所擬定之信託基金財源籌措與使用監督管理之方案進行評分，計算出各方案加權得分，進而再統計出各模式之加權總分。以加權得分最高之全國型政府管理國家公園環境信託基金模式為最佳且合理可行之設置模式，其次為個別型政府管理模式。顯示由政府單位進行信託基金之管理，可能獲得較多之政府資源，同時具有較高之管理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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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選擇以台北車站旁的小印尼為田野地點，並嘗試從治理術（governmentality）角度，分析這個主要由跨國底層人口所組構成的社群地景，是如何在都市發展計畫不斷的台北車站周邊地區覓得這樣的精華地段，並在哪些力量下持存？文中各章分別由「區位政治」、「認同政治」與「空間監視」所共同呈現的治理術，理解小印尼置身於台灣都市空間結構中的存續邏輯與生存樣態。 研究方法以參與觀察為主、深度訪談為輔，進入當地店家、組織機構幫忙。 各章分析重點包括：在「區位政治」方面，我討論族裔飛地的萌生與區位方面的持存條件，我首先以「市場」、「區位」、「租隙」的概念討論小印尼所呈現的區位政治，由於過往的治理拉鋸而劃割出地方的政治地形，多重角色力量在推拉過程造成的時-空延遲效應，提供小印尼入駐的縫隙，發展出違逆於預設的都市治理章法的另類「違章建築」。 在「認同政治」方面，我以小印尼裡的族裔聚集地生態討論社會排除與凝聚、領域化與去領域是如何形成。透過小印尼裡時而廣納異己、時而展現排拒他者的不同場所經驗，重新思考族裔聚集地外在印象的領域化（territorialization）特質，或許是種動態而邊界開放的認同濾篩。 在空間監視方面，我藉由將媒體、網路blog、在地經驗等不同的再現文本並置分析，詮釋首都台北的城市經驗裡的底層與菁英跨國流動主義（transnationalism from below and above）。差異的跨國多元文化經驗接連在同一空間下轉譯並競逐進行空間書寫。媒體在這段治理術運作關係裡，成為關鍵的治理輔具，建構大眾認同治理地方秩序的社會同意；同時，警察權力量的進駐讓在地活動的人們「空間化」感知到「國家」，粉碎飛地主權易主之虛幻性。 最後，透過考察在小印尼裡生命政治與地緣政治的交疊作用，我以治理斷裂下的縫隙地點、磁極地點與槓桿效應，指出共構小印尼的存續邏輯的三個小印尼的空間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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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企圖探索有機農業中農人與自然的關係。相對於工業化農業，有機農業強調不使用化學肥料、農藥等「順應自然」的耕作方式，但作為農業生產，卻始終逃脫不了「生存即殺戮」的殘酷現實，無法單純地「順應自然」而必須對生態環境進行干擾。那麼，在強調生態保育的田園中，有機農人與自然的關係為何？「人草共生」的田園景觀何以形成？ 本研究橫跨生態學與農業的觀點，將農人與自然分別視為兩個主體進行研究。經由十五組有機農人及田園的深入調查訪談，本研究提出：在有機田園中，農人並非單純的「順應自然」，而是與自然形成「相互順應」的關係，且持續不斷進行成為一個「動態過程」。農人因為各種因素放下農藥，同時也啟動了田園中的「生態演替」，使自然不再被動地受人操控，而主動地影響田園耕作；以雜草�蟲鳥大軍為首的「自然突圍」，促使農人仔細評估權衡經濟損失與空間平衡，進而採取「預防」、「肉搏」、「智取」、「放任」等各種耕作實踐策略；不僅如此，農人在田園之外的生產與生活，也會受到「順應自然」的影響。而在歷經長時間與自然親密相處與交手之後，農人逐漸摸索出自然運行的道理，開始建構「健全農業生態系統」，自然也得以「順應」而成為農人的「耕作伙伴」，達到穩定平衡狀態。每位農人更因循不同的地理條件、作物種類、經營方式與耕作理念等，舞出屬於自己的「耕作節奏」，創造多樣化的「人草共生」景觀。 我們也發現，有機農人與自然相互順應的動態過程，足以說明農人自然概念的轉型：自然如何從客體的生產資料，轉變為主體的共同工作伙伴。因此，有機農業不僅作為回應生態危機與健康威脅的農業反動，更隱含「土地倫理」的具體實踐，成為人與自然關係的新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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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宜蘭舊城工匠在其店家的生活經驗為材料，就工匠經營的生活世界與行業面臨的生存現實探討行業處境的種種面向。採用質性研究的取徑，從深度訪談法釐清工匠的內在思考；由參與觀察法紀錄行業的生產文化，站在個人身分角色、店家空間使用與社會關係網絡的現有資源之上，進一步討論工匠在外部現實的影響與內在定位的擺盪中，形成思考行業延續的態度。 藉著有關手工技藝與勞動生產、台灣工藝發展變遷、傳統工藝保存、社會階級與店家生活等等現有文獻的鋪陳，本研究認為技藝蘊含個人職業與行業處境轉化的機會，而行業文化與店家空間存在著動態關係；基於工匠作為整合社會文化的重要環節，店家空間足以具體展現工藝所承載的公共價值。本研究發現工匠的生活世界立基於他們身兼作工人、生意人與文化傳播者的多重身分，這些角色相異的職務造成其店家空間的混合使用，也構成工匠與工匠、工匠與客群之間交織的社會關係。工匠的生存現實則受到賴以維生的網絡與社會整體結構產生遽變的影響，加上手工生產力在工業化時代面臨貶值，個人經濟壓力所籠罩的憂鬱氣氛揮之不去，造成他們對行業前景侷限於老實的行動想像。 綜合本研究的分析指出：工匠的多重身分使得他們對技藝傳承產生內在矛盾，而生產力、人力與口碑生意的規模，促使工匠保守地看待行業延續。店舖、家屋與工廠混用的店家空間與行業文化相互依存，臨街的開放性與生產的展示性，使得店家具有成為替代性公共空間的機會。工匠面對行業傳承的掙扎，應從個人職業考量拓展到公共文化議題來思考，使其行業處境的轉化得以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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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的分佈型態的形成來自於各種不同類型的變因，也因其為一個複雜的交互影響過程，使得近幾年來，不斷有研究者嘗試找尋其中變遷的原因，期望藉由找出土地利用與覆蓋背後的驅動力，來進一步認識我們所處的環境動態變遷過程。而在土地使用變遷模擬的相關研究中，大多數的研究者會將土地利用/覆蓋的資料網格化，以便以規則化的網格作為基本單元來進行分析以及模擬，此時網格作為表達空間資訊的基本單元，代表了所選用的網格單元大小，在意義上即為空間解析度的高低變化。國內在土地使用變遷的研究方面，大多以研究者自身的經驗加以設定網格大小，試著在處理分析時間上和精細度做一折衝，但多半並無說明其選用的理由、以及不清楚不同空間尺度下對於所能顯示的空間細節、土地使用變遷的影響。 本研究採用變換不同網格大小、不同分區來模擬空間尺度中不同解析度以及不同範圍，對於偵測土地使用變遷驅動力產生的差異性，本研究以1994年新竹市作為研究範圍，將新竹市的土地使用以邊長50公尺至邊長800公尺五種不同的正方形網格加以劃分，藉以模擬解析度的變化。研究結果顯示以大於400公尺見方的單元網格進行土地使用驅動力分析，開始出現和較小網格驅動力相反的現象；另藉由將新竹市依照地理特性分為三個不同子研究區，模擬不同研究範圍下的驅動力差異，結果顯示三個分區中，地勢較高，地理特性差異較多的香山區土地使用驅動因子有明顯不同。綜合以上結果顯示，在進行土地使用變遷的相關研究，過大的單元網格造成過低的解析度，會連結出錯誤的結論。研究範圍內如地理、社經差異性大，可以考慮除全區外，另外分區加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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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在探討住宅屬性、住宅區位以及週遭環境等因素對房價的影響。理論上，將個別的特徵價格加總時即可得到該產品的總價，而不同的不動產特徵所組成的不動產，將隨著地區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價值。 為探討內湖區住宅不動產之環境屬性特徵價格，本研究透過文獻回顧選取影響住宅價格之建物本身因素外，並將影響內湖區發展之環境特徵－內科、捷運站、焚化爐納入，以探討各環境屬性在區位上對內湖區住宅價格的影響。本研究之地價模式依內湖區之地形與土地使用的發展條件，分為全區實證分析與分區實證分析兩部分。全區分析結果顯示屋齡、臨地路寬、距內科距離、焚化爐距離與距捷運站距離呈現顯著都呈現顯著，顯示即將通車的內湖捷運線對於提升內湖區的可及性與土地開發有正面的影響，故在每坪住宅價格中產生預期效益的增加；住宅與內湖科技園區的距離呈現顯著影響，顯示由於內科提供的工作機會與生活機能服務，故使內科對住宅價格會產生一定的影響。分區分析結果顯示各分區住宅特性的影響不一，結果顯示以分區三（東湖地區）得到的屬性影響與總體分析相同，此可能由於地形較封閉，也較能反映出不同區位屬性對住宅價格的影響。 關鍵詞：特徵價格、住宅價格、內湖、住宅不動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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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主要在探討遊客特性、環境認知及觀光資源引力間之關係，並以八里左岸遊客為研究對象，透過問卷調查及統計量化分析方法進行實證研究，期望對八里左岸的觀光遊憩資源特性做深入的瞭解，並從遊客需求面探討遊憩資源的經營管理。本研究依照八里左岸觀光遊憩資源的特性，將其分為「歷史文化資源」、「公共設施資源」、「私人經營資源」、「海洋遊憩資源」、「生態景觀資源」等五種類型，並將各個的景點歸類在其下，提供前來八里左岸的遊客給予各項觀光遊憩資源吸引力的評值；在吸引力排名方面，八里左岸最具有吸引力的遊憩資源為「自然環境」，其次是「廣場公園」及「老街」。在環境屬性認知方面，歸納三項八里左岸的環境屬性，包括「地點屬性」、「設施服務」、「交通易達性」；整體來說，遊客最同意八里左岸具有「自然景觀優美」的特質，其次是「具有熱鬧的市集小吃」及「動植物生態具有特色」。將遊客分群進行市場區隔可以對研究的主題有較清楚的瞭解，因此本研究以遊憩動機將前來八里左岸的遊客分為三群：(1)抒壓休閒群(2)環境體驗群(3)運動健身群；不同集群的遊客在社經背景、遊憩特性、環境屬性認知及各項觀光遊憩資源的吸引力評價上，皆有顯著的差異。根據分析的結果顯示八里左岸的核心資源為其獨有之自然環境，必須善加保存維護，以維持其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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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以台北市近三年發展的創意市集作為田野，研究方法以深度訪談為主、參與觀察與文本分析為輔，訪談對象包含市集主辦單位、市集創作者與閒遊者，透過不同參與者角度描繪創意市集與城市空間、身體感官經驗之間的關連。台灣對創意市集的既有研究與文本著重於創作者創作歷程與創作物的符號意義，本研究則試圖從市集參與者的經驗出發，理解城市空間中的創意市集如何被感知與經歷。 近三年來，創意市集成為大小節慶與活動不可或缺的一員，在創意市集熱潮延燒全台時，創意市集與地方的關連為何？首先我挑選三處固定地點、空間形式與主辦單位性質各異的創意市集進行觀察與討論：牯嶺街書香創意市集是台灣創意市集的開端與原型，它象徵了沒落產業空間的活化再利用，與地方協力組織在其中動員的權力競逐關係。敦南誠品作為台北的文化地標，經創意市集創造了廣場街角舞台的生命力，與市民對於廣場上多元事件發生的期待。CAMPO成功的掀起創意市集的熱潮，它炒熱了電影公園將人們引入，並同時將次文化與西門町在一次次的活動中進行疊合、混種與強化。 其次我由創意市集中的空間使用行為描繪市集場域意涵，並從參與者的身體感官經驗解析創意市集空間的特殊性。創意市集現身於公共開放空間，扮演了中介城市人接近公共空間的文化事件，偶發的活動為城市人扭轉日常生活的空間版圖和意義。市集的場域允許不同背景、目的與權力的異質聲音被訴說和傳達。創意市集是各方參與競逐的場域，其意義在權力交纏、勝出與消解中不斷改變，市集的個性也由地方、空間型態和參與者性質互相形構。人們可以經由市集認識不同社群的群眾、事件與自己的身體，從視線、聲音、觸覺、情緒與空間的尺度等感官經驗拼貼市集，同時也記憶城市的面貌，集體創作共同享有新的文化地景。 當創意市集越興蓬勃，在城市中不同空間依節日的節奏出沒現身，逐市集而居的創作者與參與市集的市民共同編織公共空間的可能。透過創意市集，公部門或資本家想像一套關於文化、創意的未來或好生意，創作者的小靈光因此被守護、點燃或放大，而遊逛市集的人們則由身體與感官的實踐拼湊都市樣貌與記憶地方的線索。創意市集指出了台北對於社交性公共空間的缺乏，創意市集中的「創意」和「市集」互為表裡，代表一種開放、提供人們與環境和社會對話的場合，也成為都市公共空間的新興使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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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論文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一月 金門觀光發展的越界凝視 張梨慧 摘要 過去的15 年期間，全球政治地理環境發生重大變化，許多政治敏感地區相繼開放，並允許旅客可以自由出入，跨界旅遊因此在全世界發生與蔓延。國界不再是阻礙世界觀光發展的要件，本地和跨越邊界地區的觀光實質利益日趨重要。「金門」曾是冷戰時期民主國家反共的最前線，被戒嚴了36 年的戰島，在兩岸關係和緩後，驟然變身為兩岸交流的模範縣，這一連串的邊界開放，對一個扮演近半世紀前線防禦功能的島嶼是一重大變革，不只在社會、經濟上，更是表現在認知與思想上。金門是一個具備高度軍事建設的軍事要塞島嶼，其土地利用亦以軍事用途為主，因為軍事、政治與經濟等因素在不同時期的介入，導致功能面的改變。金門自1949 年起，在扮演前線邊境角色過程中，與中國大陸的互動關係，本研究將其歸納為四個階段：1)正面衝突的軍事活動前線(1949-1958)階段；2)冷戰對峙的統戰活動(1959-1979)階段；3)關係和緩地下非正式經濟的開始(1980-2000)階段；4)合法交流的邊界滲透(2001 至今)階段。因此，其邊界空間的演化因為前述與大陸互動關係的改變而經歷了三種形式：第一階段邊界阻礙的戰地空間(1949-1992 年)，當金門是個戒嚴戰島時，嚴禁人員進出，整個島嶼就是一個邊界阻礙的空間；第二階段是邊界作為旅遊目的地的觀光空間(1992 年以後)，金門解除戒嚴，開放島嶼面對台灣的東邊邊界，讓台灣旅客上島觀光後，金門這個邊界島嶼成為台灣旅客的旅遊目的地；第三階段是改變邊界成為觀光島嶼的滲透空間（2001 年以後），開放小三通，金門面對大陸的西邊界也開放，從嚴禁的水域防線成為遊客可滲透的邊界。今日的金門，成為一個不同屬性遊客可進行不同程度滲透的旅遊目的地。金門除了是台客的旅遊目的地外，也是福建陸客的旅遊目的地，及台商過境區的邊界，金門旅客也可以進入廈門並到大陸各地。本研究以台灣的前線島嶼「金門」為案例，以全球化政治經濟及衝突性邊界島嶼的觀點，研究1949年後金門的觀光發展與觀光和附近政治邊界之間的數種關係與象徵意義。 本研究主要成果如後：觀光和國際邊界共享一連串的關係，以金門這個特定的案例來看國際邊界與觀光的關係，最首要的關係是邊界是觀光吸引力或是旅遊目的地：當邊界自身創造出觀光的魅力時，邊界是觀光吸引力。當邊界兩邊的環境與條件有一定的對比時，邊界社區會成為旅遊的目的地，除了一般的觀光客外，會有一些不過夜的一日遊旅客產生，不論是什麼形式的遊客，他們對邊疆社區的旅遊業有很大的貢獻。第二個明顯的關係是邊界是旅遊的障礙：很顯然的，重型防禦工事和嚴峻的入出規定，讓很多人怯步無法越界，最常見的障礙包含口岸手續、文化差異，和運用政權阻止許多人訪問邊界的另一邊。第三個關係是邊界景觀隨著觀光發展而改變：當邊界是主要吸引力所在時，邊界跨越點是旅遊業發展之磁石，因而產生顯然不同的文化/觀光景觀。國際邊界的空間是由政治制度與旅遊業作用所形成之文化景觀。政治景觀是反應某一地方之政治價值、意識形態、及法律制度之罕見的政治事實或可辨識的政治體制來加以描繪；旅遊業景觀乃是某一地方之可見的結構，表達由其住民與訪客兩者所抱有之感情愛慕的方式，以及其被設想、產生、競爭及實施的方法。第四個關係是觀光促進邊界區域性的文化再認同：旅遊對文化的重要性以及不同文化如何互換交流，與國家本質的變化有關。從前，國家建立在均勻規劃的國家地域基礎上，由法律或權威在領土邊界掌權，並尋找忠誠。現在，邊界具有滲透性，文化生活透過全球範圍?堛漕倩擙?行和想像旅行相互交換。離散的金廈人以前因廣大的海洋與政治屏障而分離，現在借助現代交通工具、溝通技術、勞動遷移的不斷來往，越來越使他們容易聯繫接近，因此更普遍的民族感應旅遊在邊疆地區流行。第五個關係是觀光使邊界兩邊的經濟有趨於一致的傾向：邊疆地區的界限與過濾效用，產生異乎尋常的經濟契機及社會情況。尤其大量朝向全球化運動之近來地理政治上的改變，已容許社會間更高水準的互動，並提供在鄰近地區居民追求各樣活動的自由。因此，鄰接國際性邊界之社區，變得在經濟上更加整合至跨邊界地區經濟正在發展的地步，其中貿易與旅遊業的存在幾乎不受邊界阻撓。最後的關係是觀光帶動邊界地區的地方變革：邊疆地區通常是仰賴來自核心的支持而存活，因此當邊界是一個可滲透的區域時，觀光通常成為邊疆地區的經濟政策。而觀光是最全球化的產業，在全球旅遊業體系中有多種工作形式，包括運輸、熱情款待、旅遊諮詢與設計、全球旅遊景點的形象塑造、全球標誌性形象的塑造，本土標誌的形象透過印刷品、電視、新聞、網路來傳播，還包括支持或反對旅遊設施建設或開發抗議活動的政治組織，這些工作形式變革了地方。 關鍵字：金門、觀光、凝視、政治邊界、跨邊界旅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