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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學位論文

國立臺灣大學,正常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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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學位論文

本研究嘗試探討都市空間規劃在都市防災中扮演之角色與功能定位,並於回顧整理都市防災與都市計畫相關文獻,以及對台灣、美國與日本之都市防災現況進行瞭解後,彙整出都市防災規劃要項17類137項,同時擬定都市防災規劃要項系統,藉以瞭解都市防災之運作模式。 擬定都市防災規劃要項系統並瞭解其運作情形後,再透過考量其中與土地使用相關之項目及相關文獻,並融合都市空間減災策略,本研究擬定7大類31項空間減災措施。而後對都市防災空間減災措施之重要程度及其適用之都市計畫手法,進行模糊德爾菲法專家問卷調查,以找出其中重要的空間減災措施及其適用都市計畫手法。 專家問卷調查結果顯示,重要性排名前十五項空間減災措施,依序為地區可能發生之災害影響評估、高災害潛勢區土地使用之管制、公共設施重建(含交通設施及維生系統)、制定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之防災規定、重要開發方案之易致災性評估、瞭解地區之災害潛勢、歷史與現況分析、高災害潛勢區劃設與禁限建措施、重要與基礎公共設施規劃以避免形成易致災之都市發展、公共設施及維生管線等之耐震及防災規劃或補強、住宅及社區重建、繪製防災空間系統圖、擬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繪製並公開災害潛勢地圖、研擬重建之都市計畫(含都市更新計畫)、於高災害潛勢區實施開發許可制。 本研究針對重要性排名前十五項之空間減災措施,對專家進行深度訪談,以瞭解其執行現況及落實到都市計畫的方式,並進行討論。最後,對空間減災措施落實方式及如何將其納入都市計畫規劃作業程序,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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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客行為受到遊客社經特性及其對旅遊地環境認知與態度的影響,其結果直接影響到旅遊地的體驗品質。本研究主要是探討國家公園遊客對公園環境之認知,以陽明山國家公園前山範圍作為研究對象,透過問卷調查及統計分析方法進行實證研究,期望瞭解旅遊行為與遊客特性、遊客體驗歷程與遊客對陽明山國家公園之環境認知之關係。本研究首先對陽明山國家公園遊客特性進行調查,且將夜間前來遊玩之遊客納入調查範圍,結果發現實際的遊憩活動類型、遊憩動機等等,皆超過國家公園當初設立所應具備之功能與供給範疇,顯示陽明山國家公園之遊客遊憩型態已經改變。理論上,國家公園應是以環境生態自然保育為優先,提供遊客環境教育;實際上,遊客前來此地,卻以一般遊憩活動為主,泡溫泉、飆車、兜風、採海芋和吃野菜等等,直接破壞陽明山國家公園之自然環境。本研究依照遊客之遊憩動機分為三群,包括一般休閒群、環境體驗群與運動健身群;並分析不同集群之遊客特性,以瞭解什麼樣的遊客來本區從事什麼樣的活動,提供未來經營管理參考。另外,本研究為了瞭解驅使遊客行為決策之動力,調查分析遊客之環境認知,其中包括知識、學習、態度與規範等因素,遊客之環境認知皆因不同遊客特性有顯著差異,遊客有進入國家公園之認知,其行為卻與一般都市公園並無差異,顯示遊客普遍缺乏應有之環境教育學習與對國家公園應有之態度與規範。對都會型國家公園之經營管理者而言,面對龐大的遊憩壓力,有必要瞭解遊客之需求與變化,調整規劃與活動管理,以維護國家公園應有之功能與當初設立以環境保育為目的的初衷。本研究之成果應有助於國家公園管理機關擬定適當的管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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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立體廠辦大樓為代表的工業區開發,在近二十年來歷經了兩次興衰循環,逐漸取代了傳統的平面廠房,朝向大型化園區化邁進。本研究發現工業區的開發並非產業變遷下的自然結果,而是不動產開發商有計畫有規模地依附在房地產景氣循環的潮流之中,在北臺灣造就的獨特現象。 臺北縣作為北臺製造業的龍頭,受地價飆漲之壓力而漸漸朝向集約的空間使用。都市計畫工業區原為一無財源與開發計畫之使用,開發之責任因為立體廠辦產品的熱潮而逐漸為不動產開發商所接手,在經濟發展之正當性底下,國家被迫在法令制度上扮演更開放、鬆綁的消極角色。本研究將工業區的再發展視為「空間修補」(spatial fix):透過空間生產領導產業轉型,以消弭製造業的都市空間危機。此危機來自於幾個方面:地價飆漲、勞資紛爭、空間美化成為都市治理之重要項目。1987年房地產狂飆時期造就第一波空間危機,旋即被立體廠房的推案適時敉平,臺北縣正式邁入電子資訊業主導的階段;1993年以來的景氣與投資危機,給予倉儲物流業在工業區設址的強烈正當性,加上全面實施容積管制的效應造就大量科技廠辦大樓。此波建案一方面幫助許多傳統產業由虧損邊緣重新出發,另方面也加速電子業的快速擴充,而臺北縣政府則由原本反商的態度轉而變為地方發展型國家,透過制度的善意來建商的集體勢力。 集團資本有計畫、大規模的推案在臺北縣各個行政區攻佔轉進,臺北縣中和市成為第二波的空間修補的主要戰場。在市場胃納有限、建案良莠不齊的狀況下,有更多的建案銷售困難,或完全轉而以「工業住宅」的形式推出。廠辦大樓-工業住宅的連帶關係說明了空間修補的循環。而地方政治則從未在這場金權遊戲中缺席。因此都市計畫工業區的再發展充滿了權力的衝突,與地理發展上的不均衡特質。在此過程中國家卸下了自身開發責任,大型資本集團成為主導力量,地方利益團體則依附著時勢見縫插針。不動產主導的都市活動(urbanism)逐漸掌控了都市計畫工業區,工業空間的都市化敉平了空間危機,也為下一次空間危機埋下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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牯嶺街的書街意象是台灣文化界的重要文化記憶,為了再現昔日牯嶺街舊書市風華,喚醒人們對於當年牯嶺街的回憶和文化風氣,從2000年開始,龍福社區結合社區內的組織和外界資源,共同舉辦二次的書香市集,吸引眾多人潮與關注,2005年結合社區的新舊組織,包括:台大城鄉所與牯嶺街小劇場以及南海藝廊共同舉辦「牯嶺街書香創意市集」,結合年輕創意與懷舊書香,激發出巨大的能量,吸引數萬人參與活動,也帶領出2006年之後,蔓延全台的的創意市集風潮。 研究者作為社區的參與者,策劃、執行市集活動,發現社區組織之間,在歷屆活動的舉辦之下,逐漸產生改變,組織之間的關係從開始的合作、競爭、轉變成衝突,而組織之間的權力的消長與利益的交換,主導了活動的內容,市集的性質,也由地方型的社區活動,轉變成牽扯更多關係組織的都市層級的活動,市集活動的執行,內容與目的日益複雜。 這些組織在平常因為目標的不同,鮮少產生交集,在「牯嶺街書香創意市集」的活動場域中,透過資源的交換,關係的建立,建構出歷屆的「牯嶺街書香創意市集」活動。研究者以Freeman的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概念與Bourdieu的社會場域(social field)概念,將這些組織視為市集活動的相關利害關係人,分析市集活動中,利害關係人所擁有的籌碼,市集場域中權力的消長,資本的流動情形,建構出歷屆牯嶺街市集活動中,牯嶺街利害關係人的運作模式、參與情形以及離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