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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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自身府城經驗開始，加上訪談居民及消費者，透過他們的角度，去探討如何給予沒落的「中正商圈」一個新的機會。結合不同角色/族群的人，對於所謂「中正商圈」的感受，或是在「中正商圈」中生活經驗的陳述，藉由訪談者及被訪談者，因著彼此的對話，了解受訪者在這裡做些什麼，或在想什麼，以及為何要如此進行等等，讓我�研究者得以獲得、了解及解釋受訪者個人對於「中正商圈」的認識，進而去給予這地區一個新的思維。 本文透過訪談，發現對於商圈的範圍有三種初步的認知，藉由1)歷史的空間認知、2)商業活動�行為的空間認知及3)感覺的空間認知的角度切入，探討「中正商圈」到底在哪裡？ 研究發現，商圈的地理範圍與人們認知的過程有著相應的關係，這當中的認知包含了歷史的認知，消費行為的認知以及感官的認知，總括這些認知，共同交織出「範圍」這件事。於是，針對中正商圈的「範圍」觀察，應從「空間認知」的演變開始，才能爬出其「範圍」消長漂移的原因與動能，進而打破對於「商圈」大尺度的迷思，以一個「去商圈化」的角度作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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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站是隨著近代社會出現、隨著現代社會演變的建築空間。本來是公部門專用空間的車站，近年在車站再造的脈絡中出現不同趨勢。車站逐漸擺脫過去單調的機能性空間，傾向於變成具有特殊意象及多角機能的空間，尤其是許多車站透過車站再造的過程加強車站與地方政府、社區的關係，使得車站蛻變為代表該地、該社區的空間。本研究以兩個臺灣小型車站（竹田車站與大林車站）為例，基於社區營造與公共空間的討論、車站相關的過去研究、日本車站的情況及車站再造案例研究，將車站作為社區營造及地方發展的關鍵空間，以車站再造過程及其產生的軟體面、硬體面成果探討及分析車站再造的社區營造角色。再加上，釐清推動車站再造的要素，並提出撤站再造模式。 竹田車站再造從社區居民的舊車站建築保存運動開始，經過社區居民與地方政府的合作、車站為主的文化園區營造、由社區組織負責的車站管理營運等過程，產生軟體面與硬體面成果：軟體面成果是從車站再造展開的社區營造；硬體面成果是由社區使用及管理營運的車站空間之出現。大林車站再造從地方政府擬定的都市計畫開始，經過地方政府與臺鐵的合作、舊市區景觀美化、志工團體的清潔活動等過程，產生以車站為中心的舊市區活化之軟體面成果與車站機能、環境改善之硬體面成果。另一方面，這兩個案例指出，臺灣小型車站需要建立社區參與車站規劃及營運的社會系統。 透過竹田車站與大林車站不同類型的車站再造案例之比較檢討，本研究發現下列事項： (1) 若社區參與車站規劃及營運，車站再造成為社區營造的手段，其軟體面、硬體面成果將成為推動社區營造的要素。 (2) 地方歷史文化、車站規劃及營運的社區參與是促成推動車站再造的要因。 (3) 臺灣小型車站有必要建立車站規劃及營運的社區參與系統。 (4) 車站再造後續引發社區營造、綠色交通系統發展等更廣闊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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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鏈結的牽連下，臺北東區的傳奇顯現在經濟繁榮的金融大廈聚集的空間景觀和各式各樣的消費文化中。本研究除了討論東區消費者的身體展演、行動及姿態是如何形構其特有的流行氛圍之外，也探究在「群體－空間－文化－認同」彼此間緊密共構的系統之下，「東區妹」成為消費網絡下產物的脈絡。在看待此類似標籤命名背後的意涵，不僅止於消費網絡的結構，更廣泛涵括的是該地的空間歷史演化、消費文化與群體社會等，相互交錯而產生的直接影響或資訊傳播。 因此，本研究先從東區空間發展的演變作為背景，分析東區消費環境的概況，藉由東區顯而易見的百貨商圈不敗、醫療美容熱潮、精緻店鋪四立、娛樂產業興盛及夜店文化之消費現象，找出為何東區妹時常出沒於此而得名。進而從各面向找出東區妹外在特徵與社會層面的回應，了解社會大眾面對東區妹議題時的各種眼神、姿態、排斥與接納。 對於裝扮美感的喜好人各相異，對於被戴上東區妹稱謂的帽子是大方接納抑或大力排斥，完全建立在個人對東區妹一詞的觀感。因東區而存的東區妹，一旦脫離生養地，只是暫時脫離母地的個體，在外持續接受文化刺激與碰撞，並在其中依然可保有自我姿態呈現於世，無須躲藏也無須對立，東區妹詞彙的一體多面正是消費文化現象之縮影，城市的包容力便於此展現無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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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心衰敗、經濟重心移轉等問題嚴峻，都市再生與活化早已成為已開發國家各大城市近年來所共同面臨的重要課題之一。過去規劃管制在對於開發建設維持環境以及居住品質之良善考量之下，制度規範缺乏市場反應彈性，地方政府間競相爭取來自中央的財政補助以便作為推動建設與都市再生的重要籌碼。在有限的資源之下，與其被動地給與地方政府財源補助，治本之道應是思考何以賦予地方政府穩定而長遠、籌措都市再生之獨立財源。為突破既有行政體制下的種種限制，各國先後發展出各種「特區」，以使地方政府能夠靈活地推動都市再生。本研究的目的即在於透過國外經驗的比較分析，探討都市再生特區的度要素，並以台北市作為個案研究對象。 本論文首先比較分析美國TID、BID、以及日本構造改革特區等幾種模式，他們都是有助於地方政府獲得推動都市再生上必要資源之「都市再生特區」制度。透過相關研究的回顧與探討，並將之與臺北之特區案例綜合分析以比較其制度要素之特色。綜整此些特區的制度性架構，除了歸納出幾種都市再生特區之構成要素外，本論文採取AHP專家問卷法就該些構成要素以及其替選方案進行相對重要性的權重排序，以臺北市的URS都市再生前進基地作為文化引導型都市再生特區的案例，並與TID、BID及構造改革特區等都市再生特區制度進行整合性的分析比較。 透過AHP專家問卷分析，本論文就都市再生特區構成要素的各種規劃替選方案之間進行相對重要性的排序，探討「在資源有限下，得以使都市再生效果最大化」之特區制度應具有何種特質，並以之作為臺北市今後針對URS都市再生前進基地之制度改良或新都市再生特區創設時之之建議。除了一改現下短期性、過渡性的使用而朝向長期性的政策年期設定之外，更應鼓勵一般民間之個人積極進行特區之提案以及參與特區的治理。此外，本論文分別針對今後各都市之地方政府於採取特區推行都市再生之際，得以優先採行的特區規劃策略之通盤性建議。針對上位主管的中央政府─行政院文建會，亦提出未來其在協助地方政府推行都市再生特區時期角色定位，應是一資源提供者、而擺脫既有中央政府對於地方政府的控管及指導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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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對於台灣的生技醫藥產業，一方面以政府設立的群聚形式出現，另一方面看到前往中國大陸的投資的現象，透過廠商的資源及地方的環境分析，提出一個分析的架構作為研究的基礎。首先，第一章及第二章透過對於生技熱或被稱為生技時代的背景，說明新藥研發在台灣生技醫藥產業中的重要性，並且分析新藥研發的模式及三種典範移轉的呈現中台灣的生技醫藥廠商的機會以及限制；本研究主要目的探討廠商實踐和創新理論在生技製藥產業中的意涵，透過行動者與空間相關的理論對話，包含群聚、廠商創新、行動者-網絡、跨界廠商的討論。在研究中從創新的空間和制度環境的鄰近性為切入點，並依據廠商的資源、資本和資訊為三個構面分析形成廠商作為行動者與環境互動的類型學。 其次，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以理論為核心和生技製藥產業的分析，透過資料收集和質化研究的方式與廠商及單位進行深度訪談作為研究方法。研究過程中，以個案研究探討台灣生技製藥廠商在新藥研發時所使用的策略，並獲得以下的研究意涵： 1. 廠商的創新策略來自於新藥研發的價值鏈長，可以合作取得技術或是授權，並且因此衍生了許多新的行動者。 2. 台灣的中小企業廠商無法負擔資本密集且長時間新藥研發，必須要以接力賽式的分段加值。 3. 廠商考慮的是人才、資金和市場層面。在生技製藥產業，生產的空間區位和廠商的研發並無直接關連。 最後本研究討論生技製藥廠商與電子產業創新的不同，並以鑲嵌的超連結(embedded hyperlink)角度與理論的對話(1)廠商實踐體現在新藥研發的過程中；(2)新藥研發必須要注意到政府-廠商網絡的連結；(3)新藥研發的價值鏈制度必須同時連結全球和在地的制度，才能擴大利基和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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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針對鐵窗的研究中，研究者透過住戶的集體心理及台灣特殊的社會背景，分析了台灣人的鐵窗需求；但他們卻常與公部門及主流輿論相同，預設鐵窗為一種不符合現代性想像的落後象徵。本研究將透過文本分析及對住戶的訪談，來探討鐵窗如何被化約為負面形象，住戶又面對了何種居住困境，造成他們違背主流觀點地裝設鐵窗。 過去鐵窗曾是推行現代化政策的一環，後因竊盜、火警事件而轉變為無用、有害之物，又在現代化及後工業轉向的過程中，被塑造為道德、美學上的有礙之物，或透過精品化轉為象徵高級品味的有益之物。鐵窗的合法性及管制方式，也由違建處理逐漸轉為藝術化、綠化，或以景觀層次進行管理。鐵窗之所以盛行，是因過去台灣住宅設計的標準平面缺乏使用者經驗，造成居住功能失調，促使住戶需透過鐵窗來舒緩日常生活的失序。過程中，住戶也會與鐵窗地景、主流觀點及現實因素進行協商，發展出基於理性的妥協作為。 住戶與非正式營造系統共同打造的鐵窗地景，雖不符合主流觀點的視覺秩序要求，卻能充分滿足住戶的居住需求，豐富了城市的功能性及多樣性。鐵窗文化或許有需要改善之處，但它隱含著台灣常民的生命力，不該是一個該被全盤否定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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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旨在重新審視法國學者Michael Foucault於1967年所提出的空間概念「異托邦」（Heterotopia）之政治企圖，再藉由帳篷劇場經驗的探查，補充異托邦的「何以為是」及「是又如何」。 Foucault是二十世紀重要的後結構主義思想家之一，提出知識-權力-空間的三元辯證性。本研究認為，異托邦概念承接過去「空間體現權力支配」的論點，更積極地成為主體在權力支配下抵抗伸展的場域。Foucault認為，人在社會關係中不可能真正離開權力運作的交互影響，因此主體對於被支配關係的抵抗，亦需要由其所處的社會關係脈絡底下發展。因此Foucault提出異托邦這樣的異類空間，指出各種文化都會自行創造一個內於社會卻外於規範的特異空間，此空間能讓個人以外於社會的方式，反向在與社會相應、相望的異類空間中展現自身。同時，異托邦又具有更積極的批判、反映真實效果，而使此類空間成為主體對社會更具主動抵抗意識的場域。 本論文使用源自日本戰後小劇場的「帳篷劇場」做為研究對象，試論帳篷劇場藉由「移動區位」、「空間建立」及「空間形式」三項空間元素，直接有效地推動及實現異托邦的創造。帳篷劇場發起於某種對於現代社會的批判意志，以帳篷戲劇的方式展現其不滿和訴求，帳篷空間承受了最原初的發動意識、體現並再生產之。帳篷劇場藉由其移動性，不斷以打游擊、突然出現的方式擾動社會，同時以移動的不穩定性來維持高度批判性。帳篷劇的空間形式則呈現異托邦脆弱易感的狀況及集體工作的關係，通過耗用大量勞動的空間建立過程，創造團體的集體及公共性，以及對自己身體／意識的反省與覺察。 這三項空間元素都是為了落實最初的帳篷意志，並因著此意志的持續空間化而實現。異托邦就發生在這個意志信念被具體化呈現於空間的過程中。帳篷劇團藉著持續公演，捲入新參與者、觀戲者，不斷產生帳篷空間的經驗，使這個特異的「場」－也就是讓眾人意志得以被展現、競逐的空間－得以被傳播、討論、辯論，從而再生產了帳篷意志。不斷更新的反抗意志在這個空間中持續創造和蘊釀，參與者也藉著此異托邦的中介位置，與主流空間關係重構、創造集體的新公共性以及再發展的可能性，以此抵抗原有的權力支配，並具有不斷更新的可能以達成Foucault賦予異托邦的積極政治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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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的型態，從早期以典藏、研究與展覽的功能，逐漸轉向以傳播資訊、重視社區的認同和以觀眾需求為主要的功能導向，如今更成為帶動地方觀光發展、社區參與的角色，同時也作為都市再生與活化的一環。 本研究先整理博物館發展趨勢的相關文獻，再從博物館觀光吸引力理論出發，整合博物館的吸引力構面，除了討論博物館在社區使用、觀光發展與都市再生中扮演的角色，也進一步研究遊客特性與北投溫泉博物館觀光吸引力間的關係。研究中透過問卷調查及統計量化分析方法進行實證研究，除了對北投溫泉博物館吸引力構面做深入的瞭解，也針對遊客參觀動機、遊客社經背景與旅遊特性上進行調查結果與分析。 本研究透過文獻回顧，建構北投溫泉博物館的吸引力特性，將其分為「博物館經營面」、「歷史內涵面」、「實體環境面」、「交通與基礎設施」、和「社區魅力」等五個構面共二十四個因子，供前來參觀的遊客給予個別吸引力因子的評值。調查結果發現遊客評價吸引力因子的重視程度中，前五項依序為「具有日據時代的建築設計風格」、「具有日式庭園造景的特色」、「具有不同室內空間的環境體驗」、「對博物館本身的歷史與文化有更多了解」和「對北投地區的背景有更多了解」，顯示遊客在建築空間環境等實體面，和文化歷史知識面重視的程度較高。遊客參觀動機的注重程度，前三項依序為「放鬆心情」、「交增加家人與朋友間的情感」、和「接觸與體驗新的環境」。此外，無論是遊客參觀動機或吸引力因素，對不同性別、婚姻狀態、年齡分佈、教育程度、職業屬性、月收入與居住地等項目皆存在顯著差異。 整體來說，北投地區鄰近的觀光景點雖然不少，但在參觀人數、地區的代表性與獨特性，和吸引力條件相比下，北投溫泉博物館對於帶動觀光人潮的吸引能力是最顯著。本研究結果指出遊客認為溫博館與社區的互動或作為社區的藝文中心是重要的。研究建議溫博館未來可增加假日活動的舉辦、導覽解說的次數、加強對不同遊客族群的宣傳度，並在旅遊設計行程上可以有更多不同的方案與活動內容，增加遊客每次觀光活動內容的多元性與選擇性，以提高遊客回遊的忠誠度與消費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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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因應都市減碳之目標，探討如何在都市（計畫）層次，針對建築施工的開發強度與碳排放量進行相因應的管制方法與機制運作。當中利用各幢建築的總CO2 排放量、單位樓地板面積CO2 排放量、單位基地面積CO2 排放量，觀察每幢建築物主體與單位使用空間對環境的整體負荷情形，並再進一步迴歸到基地土地容受力的視角，來檢視建築物之生成對於基地土地的單位環境負荷量。再將溫室氣體減量所得之實質效益，有條件地反應到經由能源碳排放市場模式下的建築開發當中，目的在於讓有助提升環境品質的土地使用與建築型態能藉以得到實質效益上的挹注。 針對台北市RC構造住宅類建築之二氧化碳排放量進行年度統計，檢索台北市建管處登記之建築使用存根進行統計資料的建置，遴選90~94年共五年623幢的資料進行台北市RC構造住宅類建築之二氧化碳排放量統計，同時進行建築物碳排放量管制的情景模擬，其中排放基準量的設立參考現行建築物的個體二氧化碳排放量、單位樓地板面積二氧化碳排放量與單位基地面積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平均值、中位量來分別與予設計。 據此探討建築施工階段的碳排標準，並藉以作為後續執行台灣建築碳排放管制及其運作之相關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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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人類對能源的消耗快速，使得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驟增，造成了溫室效應。各國政府近幾年積極推動節能減碳的政策，相關綠色產業亦蓬勃發展。在各種節能減碳的方法中，綠屋頂不但能增加城市綠地空間，吸附都市中的二氧化碳，改善都市熱島效應，還能間接降低大樓溫度，減少能源耗損，聯合國環境計畫研究也指出，當屋頂綠化覆蓋率達70﹪時，整個城市的CO2含量將減少80﹪，熱島效應將可完全消失。然而，各級政府財政資源有限，如何評選補助對象才能有效鼓勵屋頂綠化並獲最佳效果，此乃重要研究課題。 本研究結合模糊德爾菲專家問卷和AHP層級分析的研究方法，從生態城市及永續環境的理念，探討都市地區評選綠屋頂補助對象的關鍵因素和架構體系，進而對都市地區綠屋頂補助對象擬定策略並提供建議。專家意見問卷分析顯示：（1）對於都市地區綠屋頂補助對象中所需考量之最關鍵要素為建物及周邊實質環境條件及屋頂植栽之生態貢獻；（2）在都市地區綠屋頂補助對象的主要評估指標之中，以環境面之相關要素項目為最主要考量之因素，其次為經濟面之相關要素項目。 研究結果顯示都市地區綠屋頂補助如要得到最佳改善利益，其補助對象應具備以下條件：屋頂綠化保水功能、建築物降溫、淨化空氣、遊憩設施及公共設施的需求、生態跳島及生物多樣性等作用，讓當地居民瞭解政府推動生態城市的重要性及對於永續環境價值觀的認同。建議未來相關研究於指標建構上可考量更多環境影響因子，如地區的天然地質、地形、氣候環境等因素納入指標系統的構建中，以建立更完善都市型綠屋頂補助對象關鍵要素的整體評估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