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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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社區工作自1994年開始一反過去由上而下或操縱參與的模式。透過社區營造的過程培養居民參與公共事務的公民文化，鼓勵地方社區能自主提出改進社區的方案，期能跳脫早期居住環境改善與居民意識脫軌的狀況。近年來，地方政府也透過一連串支援政策、推動社區規劃師等專家輔助，給予由政府所掌握的空間控制權利，加以補助金援助下，地方社區提案風氣漸興活絡。藉由較完整的支援系統與培力過程，扶植地方社區能對自身所處環境的事務有自力解決、改善的能力。此過程即為培力（empowerment），但對於其實行的成果是否真的達成社區培力卻仍未界定。因此選定參與台中市自力環境營造計畫之東門、福順、三光等三社區作為實證研究對象，研究「培力」實際在社區運作的情況與影響其的因素，回饋到支援政策與作法本身提出建議。 首先，透過文獻歸納出培力的定義與十四個培力指標，針對對象社區居民進行自我培力程度評估，另一方面觀察社區現況對於環境營造培力的延續情況，判斷對象社區中三光與福順社區之培力程度較高，東門社區則較低。 綜合政策的培力機制與社區實際執行的過程與結果，提出三社區不同之培力模式。其培力模式的「階層性」、「力的傳遞程度」、「能夠參與的程度」與「培力的方向性」會影響培力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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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年祭是阿美族最重要的祭典之一，而豐年祭觀光化卻造成文化認同的問題，筆者主要從空間觀察豐年祭面貌，以貓公部落族人為研究對象，分別探討族人參與原鄉與都市兩者不同場域與不同功能之豐年祭，透過原鄉及都市豐年祭的舉行與參與，所得到族群認同是如何產生，並究其背後所形成的意義，藉由從空間和地景的角度切入，阿美族豐年祭在原鄉與都市不同場域間與族人所形塑的關係為何？ 主要從兩條軸線探討豐年祭空間與族人的關係－「原鄉與都市豐年祭型態建構過程及差異性」與「原鄉及都市空間結構與社會分析」。筆者分別記錄族人所參與的豐年祭場域－貓公部落豐年祭、基隆市聯合豐年祭及台北縣聯合豐年祭。比較其三者場域的豐年祭之建構過程，探討之間的異同。另外，在探討原鄉與都市豐年祭空間場域的結構與社會分析，藉由實質空間、社會空間及存在空間的架構下，從原鄉及都市的豐年祭空間相互交叉分析，從中產生兩種空間與社會型態。 最後整合原鄉與都市之生活空間，從空間的角度分類族人在原鄉與都市所建構出的空間型態，將族人在都市的日常生活與原鄉之間做個連結，並比較其認同感。再者，綜觀原鄉及都市日常生活場域及豐年祭，使之分類出所建構其空間型態。而後續研究發展初探，從族人的主體性去看待觀光下的豐年祭，要如何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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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魯閣族的口傳歷史指出祖先發源於台灣西部的Truku-Truwan，兩百多年前祖先跨越中央山脈來到東側的山區，於立霧溪及木瓜溪等流域建立起106個部落。1914年日本發動「太魯閣族戰爭」掌控太魯閣族的生活領域，隨之施行「集團移住」將各部落分散、遷移、集中至中央山脈東側的淺山與平地。從高山到平地，太魯閣族的遷移改變了原有的生活模式，此外，傳統部落大部分以單一家族組成，移住後形成家族混居的部落形貌，因此本文試圖從空間研究了解移住前後的部落變化。太魯閣族的空間研究一直依附於各個主題之下而未被設為單獨的研究主體，本文將空間拉抬至討論主體，分別探討物理空間與社會空間在三個不同歷史階段下的變遷：集團移住前、日治與國民政府時期，試圖歸結當代的太魯閣族部落究竟為何。 傳統太魯閣族部落中，人與空間的關係均建立在gaya、utux與人三者互相連結的網絡中，集團移住之後形成混居部落，再加上國家權力的涉入、統治與管理，人與空間的關係也不斷做出調整與修正，其中本研究特別探討兩個當代部落仍在持續進行的生產、生活、文化活動：結婚前的祭祀分食與狩獵，分析兩項活動的物理及社會空間，實際探求當代部落空間的社會意義。 研究對象為筆者生長的Ciyakang部落，Ciyakang現屬花蓮縣萬榮鄉西林村，在集團移住前就有家族遷來，集團移住後更形成多元家族的混居部落，因此除了探討空間的變遷，本文也試圖以「部落史」的觀點，回顧、整理、書寫自己家鄉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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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大規模災後重建計畫有助於重建工作的進行，本研究以九二一震災後擬定的鄉鎮市重建綱要計畫為研究對象，觀察霧峰鄉、大里市及國姓鄉三個鄉鎮市擬定和執行重建綱要計畫的過程中，有關基礎資料的調查方式、提供民眾參與的管道、鄉鎮市推動組織的運作，以及各類復原與重建性質之計畫方案的配置方式與執行情形等四個面向，透過不同操作模式之下鄉鎮市重建綱要計畫執行結果的比較分析，輔以鄉鎮市重建綱要計畫運作體制的探討，以及行政院重建推動委員會推動重建工作的審定方式和其中有關鄉鎮市重建綱要計畫擬定與執行上的看法與經驗，提出未來災害再次發生時重建計畫的修正方向。 本研究發現，在基礎資料調查方式上，詳盡的災害受損調查情形使得重建綱要計畫能採取更為積極的重建模式，而平時嚴謹擬定與檢討都市計畫相關資料，有助災後透過二手資料的分析，更為迅速並適切的研擬重建願景及計畫方案，而在民眾參與的管道上，透過規劃團隊專業者的形象，並在其與重建推動委員會和民眾三者間建立溝通機制，有助於整合共識尋求共同目標，並提升地方凝聚力及主動精神，另有關鄉鎮市組織的運作，透過協力單位的協助及明確的重建經費原則，有助於鄉鎮市更能以主導者的角色研擬與執行重建綱要計畫，並透過明確的重建綱要計畫作業原則及重建工作執行相關法令規範，增進重建綱要計畫的務實性與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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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建築評估指標在世界各先進國家已經陸續發展，但目前本國之綠建築評估指標僅針對新建建築物範圍，從建築生命週期評估建築物在建築生命週期之日常使用階段可達數十年，在期間須透過整建維護始得讓建築物使用更長久，另因北高兩市既有建築物數量每年持續增加，正是建築物生命週期所面臨之整建維護階段，倘此階段無法妥適研擬既有建築物整建維護之全方面的議題檢討，對追求永續發展而言，是一項極大不利因素。以現階段而言，政府無相關政策引導情形下，很難樂見建築物整建維護後之成果能真正符合現行及未來潮流之綠建築，進而讓這些既有建築物失去一次轉變的機會，故本研究如何有效的建立綠建築補助應用於既有建築物整建維護之評估指標實為重要。 本研究先透過綠建築相關文獻之回顧，歸納與整理評估指標，以模糊數學理論結合德爾菲法及層級分析法，進行第一階段專家問卷，並且篩選部份評估指標，後續並以第二階段專家問卷調查法方式，完成評估指標之權重，並且利用三個案例完成操作，並且完成補助優先順序。本研究目的在於以綠建築之方向，研擬出具公部門未來在綠建築補助建築物整建維護運用之評估指標體系，藉以瞭解公部門現行在補助政策上所面臨之問題，並且提出改善與建議。研究結果得知，評估指標系統共分為「環境安全性」、「區位優先性」、「人文歷史、社會經濟、文化」、「自然資源與能源使用」、「環境品質」、「資源消耗與利用」、「永續營運管理」、「創新設計」等八大類原則及30項評估指標，其中並以「環境安全性」為最高，「自然資源與能源使用」次之，「創新設計」為最低，顯示出目前在建築物整建維護仍較重視環境安全之層面；另外，建築物則以使用強度較高且座落於區為優先性地區較容易獲得補助。 本研究成果可做為公部門綠建築補助建築物整建維護政策之操作，未來將可透果本研究之評估指標架構配合相關政策推動，持續強化評估指標項目中之內容及權重，將使綠建築補貼政策應用於建築物整建維護之評估有永續性之發展及助益。後續研究公部門制度面之問題及檢討除了環境性外更應兼顧未來性、公平性與民眾參與性，政府補貼應考量申請區域、規模效益、補貼金額、申請人收入外，應宣導及增強民眾對維護建築物之重要性；在研究方法上應事先擬定更適當之人選專家學者推薦或互相推薦，以解決評估指標先天不足之處；評估指標之計算單位應盡可能簡單化，減少指標之內部不確定性，並先針對專家學者對於評估指標之瞭解與共識先行訪談並且溝通，以避免專家學者對評估指標之認知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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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社寮，南安平」意指台灣兩個歷史定位非凡的地方，建構的是三百多年前西班牙與荷蘭在台灣的歷史起點。「社寮」正是基隆和平島的舊稱，數百年的歷史積累使它經常成為受關注的焦點，也是地方文史調查與觀光行銷的重心。除了豐富的歷史底蘊，多元族群共存也是和平島人認同的重要資產。然而研究者觀察到，從歷史論述的建構到地方觀光的行銷，「歷史大敘事」已經成為各界倚重的觀點，屬於多元族群的「微敘事」則不被重視，甚至隨著時間逐漸消逝。 我以「地圖」作為研究取徑，論述數百年來古地圖權力與知識建構的關係，目的是為了解構「歷史大敘事」對於和平島地方觀點的權力掌控。研究者發現，不論是哪一個時期的和平島古地圖，都充分顯現了統治者的權力掌控，目的是為了服務統治者的利益。既然地圖可以為統治者服務，當然也可以為地方居民的利益服務，於是研究者試圖探討「微敘事地圖」的繪製意義。多元觀點「微敘事地圖」突顯了「歷史大敘事」經常忽略的重要事實，它涉及居民真實生活下的空間議題以及地方認同觀點，對於往後和平島的歷史書寫以及規劃發展具有啟發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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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緬甸隨著政治型態與生活形態之改變，進行整體全面性的開放發展。因為緬甸將邁向全球化及全國整體發展，但是缺少國際知名度與競爭激烈的情況之下，緬甸政府認為自然環境優勢條件及豐富的文化，以及擁有許多千百年歷史的歷史資產聚集之城市等，可作為當今主流的文化城市行銷方式。故在文化城市行銷的手法中，選擇文化創意導向之文化觀光產業的發展作為當前主要文化城市行銷方式及城市發展的趨勢。故文化觀光發展扮演了代表國家形象與城市發展的關鍵角色。因此本研究認為文化觀光城市的歷史資產區及週邊環境活化，必須考慮所需要的成功之關鍵要素，並作深入的探討。 本研究主要討論的是從文化觀光永續經營發展的理念探討歷史資產區及週邊環境之活化，此觀點中得知歷史資產與文化觀光之間有著相互依存的關係。文化觀光產業可吸引與增加人潮、也能創造地方的經濟成長，並且可作為文化城市行銷之方式及利用媒體傳達之方式，邁向全球化的風潮。文化觀光發展需要具備擁有獨特的歷史資產及充實的文化內涵，更需要抱持著永續經營的信念，這樣觀光產業才能帶動地方的永續經營發展。 本研究藉由德爾菲專家問卷、AHP層級分析法專家問卷與田野調查的研究方法，探討從文化觀光發展理念探討曼德勒市歷史資產區活化之關鍵要素架構體系的建立。期望對曼德勒市璈美達桑歷史資產文化園區之活化策略擬定與運作，提供主要考量之關鍵要素項目與建議。由專家意見問卷分析結果顯示：（1）對於曼德勒市歷史資產區最適合之活化方式為歷史資產及週邊環境之多樣性文化空間活化模式；（2）在都市歷史資產活化關鍵要素架構體系中，全體專家們認為關於環境面之相關要素項目為最主要考量之因素，其次為經濟面之相關要素項目。 本研究主要探討對於即將嚮往文化觀光城市為目標之具備條件; 歷史資產維護、適當保存、鄰里環境的維護、遊憩設施及公共設施的需求、交通便利及鼓勵大眾運輸系統的發展等歷史資產及環境之活化，讓當地居民瞭解文化觀光議題的重要性及對於歷史資產價值觀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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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為國家重要的經濟投資項目，是政府提供重要公共財的途徑之一。在政府失靈的情況下，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不僅為政府取得公共設施的主要手段及策略，也因此產生多樣的發包模式。然而，工程發包策略主要憑藉參與者的經驗，缺乏嚴謹的分析及探討。 在古典經濟學理論中，資訊透明狀況下，價格機制本可反映工程的真實價值，並且由市場自主指引價格。但在有限理性及投機主義的影響下，交易治理變為複雜且多變，須依照各種不同狀況交易特性設計適合之機制。公共工程發包方式(project delivery)不僅決定了公私治理的模式，發包模式衍生的交易成本也影響其決策結果。 本研究以公共工程委員會列管之文化、教育及體育建設為例，使用專家訪談調查組織及工程資產特定性。其後以主成分分析簡化工程發包過程中的交易成本因子，並且使用multi-nomial logit model驗證各工程資產特定性對於發包決策之影響。 研究結果顯示，公共服務的遞送過程，於組織及其生產流程便形成分化。機關屬性和工程特性兩種資產特定性，限定了其機關公共建設遞送的基本模式，並影響後期採購行為及組織調整。工程生命周期中，為減低訂約成本及議價風險之交易成本，機關傾向選擇傳統發包方式；而為減低預算搜尋成本、交易頻率與時間及交易情境變動所帶來之交易成本，機關傾向選擇BOT方式進行；為減低交易頻率與時間、廠商間之溝通成本及減低專屬性資產所引致套牢問題，機關傾向選擇DB方式。而外部效應及民眾爭議、廠商數量、監督成本及技術創新，情形隨個案或其它因素而定，無法明顯區分偏好，因此減低影響力。 研究限制在於本研究僅以政府機關立場為出發點，以交易成本觀點進行分析，未考慮廠商、民眾及社會整體等其他立場。如能進行各種觀點的比較，將對工程執行的整體考慮更加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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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針對動物園提出批判性的質問，探討動物園如何體現了動物與人類的不對等關係。從早期的貴族地位象徵和帝國權力展現，到現代兼顧大眾娛樂與教育任務的場所，以及逐漸強調的保育基地定位，動物園不僅是都市中人類與「經過選擇的自然」相遇的空間，也呈現了人類與動物之間關係的轉折。本研究以臺北市木柵動物園為分析對象，爬梳動物園地方意義的歷史轉變，並且以觀看權力、觀視體制及自然化地景構成等概念，佐以參與觀察、訪談與問卷調查之資料，論證動物園中人與動物的不對等關係如何被合理化。 日本殖民時期的動物園設置，有其宣揚政績的效果。戰後歸屬臺北市教育局管轄的圓山動物園，提示了大眾教育的主題，也是親子休憩場所。1980年代的臺灣邁向成熟的消費社會，政府廣建文化設施，木柵動物園遂應運而生。除了園區廣闊，也展開自然化的空間配置。此後，動物園成為重要觀光景點，也採取引進明星動物、動物外交、禮品店設置、媒體宣傳等文化經濟式操作，在保育與教育的宗旨下，呈現出主題樂園般的地方意義。 然而，主題樂園的形象與動物展示的自然化，乃是受到空間配置與地景構成的支持。動物不只在受控制情況下被剝奪主體性，成為觀視對象，也在整體空間配置上納入以人類為中心的分類體系。再者，景觀設計除了營造出擬似自然的氛圍，召喚動物生態棲地的想像，也要確保遊客觀看的便利、安全與樂趣。動物園的空間元素及動物本身，都是自然化與神話化的符號，建構了遊客對自然的想像，合理化了動物園的存在樣態。動物園搭建了一個名為自然的舞台，動物則被迫上演一齣人類編寫的自然劇，展演的卻是人類的自然觀視慾望。 觀看有著差異化的邏輯。吸引目光的明星動物恰與備受冷落的動物形成對比，偶有柵欄外的野生動物出沒，激發一陣驚喜。因為動物園中的觀看已經在特定論述、文本裝置、空間配置和例行化的人類言行下，形成引導觀看的觀視體制。我們可以辨認出動物園的三種主導性觀視體制：休閒遊憩體制、知識教育體制，以及倫理體制。首先，休閒遊憩體制確認了人類以獵奇、愉悅且淡然的態度來面對受禁閉動物，並在禮物店中滿足其擁有淨化、可愛化但簡化之自然（仿造品）的慾望。其次，在知識教育觀視體制下，博聞強記的眼光將動物圈禁在人類主導的類型範域中，保育需求下的動物知識也以動物的去自然化生存為代價。最後，即使有保育理念和動物福利等論述的倡導，倫理觀視體制卻相對虛弱而匱乏，點出以動物權利觀點重新定位動物園的必要。 三種觀視體制交織出動物園中人類與動物不對等的觀視權力，編寫著動物園的合理存在，卻又彼此矛盾糾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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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試圖解析2000年以後，台灣桃園國際機場的形象治理策略。我認為當前的桃園國際機場，身處在台灣特殊的國族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兩股洪流之中，因而在國際機場的治理術上，呈現出以這兩種思維共同創造的空間樣態。不過，這樣的變遷有歷史脈絡可循。日據時期，機場是為了因應軍事用途和開始萌芽的民用運輸而興建。直到國民政府來台，民用航空才逐漸成為國際機場的主要目的。1980年代起，為了回應世界經濟的轉變，機場開始以其交通運輸特性創造產業的附加價值，航空城的概念隨之而起；2000年以後，隨著全球競爭趨勢漸增，國際機場轉而朝向文化娛樂發展。於是，當前的桃園國際機場其實疊加了不同時代的治理目標。面對這種多面向的治理策略，我認為這是一個空間品牌化的過程。這意味著機場整合了不同時空下的治理特質，是各種社會關係和想像的凝聚過程，同時其能夠回應當前趨勢所需，並鑲嵌進全球經濟之中。 空間品牌化主要由三個層面來回應機場治理趨勢，包含了各種物質基礎的建設、特定文化價值的賦予，和運作策略上的改變。其所形塑的機場品牌，具體展現為台灣形象與機場專業化。首先，桃園機場藉由航廈設計和內部的空間規劃為基礎，展現出中國傳統思維和台灣特殊文化的交雜認知，並透過策略性的展示配置和感受美學，來強化這種特有的文化價值。再者，專業化發展與競爭力論述相連結，在當前競爭力強調指標化、國際化和利潤化的趨勢下，機場的公司化與開放管理，使得機場內部運作和桃園航空城發展能夠加速進行，進而提升國際排名和地方發展。 在治理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桃園國際機場的空間發展，是在台灣國族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全球脈絡下所共構的。首先，台灣在國際上不被承認的歷史因素，使得台灣的國族主義帶有某種焦慮，加上中國勢力的崛起，更顯台灣處境的複雜，於是機場成為一個彰顯特殊性的國際交流場域；同時在以自由市場主導的新自由主義下，全球城市競爭與地方發展成為桃園航空城重要的目標之一，影響了桃園機場和桃園地區的發展策略。換言之，這兩股意識形態一方面形塑了空間品牌化的三個技術層面，同時當前機場發展結果回應了競爭力論述中，所強調的指標化、國際化和利潤化的三種趨勢，並且提供了反思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