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位論文

都會區河岸部落的空間抗爭與再創造- 新店溪畔溪洲部落的個案

新的原住民族運動正需要在邊緣中重新組立，筆者認為，邊緣性的抗爭除 了是原住民運動者及原住民學者口中的邊緣-原鄉（汪明輝，1999；台邦•撒沙 勒，2004），更應該是台灣都市中的原住民族聚落，這些長久以來被污名為違建 聚落及都市窳陋的社區，正是長期處於政治經濟不對等發展下，社群建立自身 社區認同並同時對強勢文化與主流社會之價值進行抵抗周旋之基地，尤其，在 面對國家不友善的政策及社會長期歧視的情境下，都市裡的違建及河岸部落已 養成了快速反應與動員的習慣，他們絕非政治不動員的一群，相反地，在迫遷 危機與日常生活之間，他們對於『動員』的彈性極大，也從自身經驗中了解到 了社會長期的歧視與污名，有時候甚至還利用了弱勢者的外在形象，透過媒體 博取更多人的同情以換取抗爭資本。筆者認為，他們正是站在再結構中原住民 運動中第一線，面對主流/非主流，城市/鄉村，漢人/原住民，的核心/邊緣多重 面相進行每日戰鬥。 在這樣的脈絡下，開展都市原住民族反迫遷運動作為新的原住民族空間社 會運動的討論，將能有效把問題的癥結來回辯證，並帶回原鄉，乃至於原住民 社會的發展，作為新的運動之起點。 本研究將試著理出兩條脈絡： 一、北台都會區河岸部落的遷徙過程以及反拆遷經驗為何？其中，溪洲部落 的反迫遷運動，是如何開展？ （1） 到目前為止，針對都市原住民的研究，除了少部分紀錄個別部落的 遷徙歷程，較少從整體宏觀的角度進行分析，本研究將試著圖繪 （mapping）北台都會區阿美族部落或是聚落的生成，尤其是阿美族 進入都市的打工、結婚生子、定居三部曲與空間/區域發展關係。 （2） 部落是透過怎樣的組織進行串連及動員，而為了運動、抗爭的團結， 如何化解既有的內在矛盾？外來之運動者扮演了哪一種角色，而部 落裡的人又是如何看待外來運動者，有些外來運動者如何轉化自身 成為『部落的一員』，部落與部落之間如何組織動員，作『族群號召』 作為動員符碼。 （3） 政治情境與媒體的大結構使然，使得溪洲部落的社會運動浮上全國 10 版面，而縣府最後選擇讓步不拆？在此提出初步假說：『認縣府會由 強制拆除轉向到依照居民意願重建安置，有兩個重要的轉折，第一 是社會運動造成的壓力使得縣府對於拆遷原住民部落趨於謹慎保守， 另一個原因是因為空間專業者提出了一個簡單明瞭的願景給決策者， 讓決策者知道除了拆除以外，其實有一個新的舞台可以作為外在政 治形象的攀升以及政治生命的延續。』 （4） 溪洲的河岸部落重建模式，是否可作為台灣其他都市原住民部落的 試點？是否有延續其政策的可能性？同時，我也想探討作為經過了 一連串痛苦的運動、收編、批判切割及原運的去菁英化後，溪洲部 落的空間社會運動是否可作為原住民族空間社會運動的新起點。 二、空間專業者介入運動，共同面對國家推土機器時的角色為何？又在溪洲 部落的抗爭談判過程中扮演何種角色？ 專業者在空間社會運動中之角色定位為何，空間專業者作為一 空間環境品質及都市改革(urban reform)的倡議者。在溪洲部落之抗 爭過程中，由部落的抗爭夥伴、抗爭組織者，到坐上談判桌成為部 落的『專業代理人』，角色隨著情勢轉變。那麼，專業者在這樣的過 程裡面又是如何看待運動，以及自身的社會實踐？

• 學位論文

仰光的全球化斷裂、重構與衝突：國家空間再尺度化與都市治理

仰光是緬甸的前首都和最大城市，但歷經社會主義執政的孤立主義、產業國有化、內部種族衝突以及極端的去殖民化運動，導致這個曾經是東南亞最重要的殖民港口城市與全球化的發展進程產生斷裂。雖然在1990年代後，軍政府在經濟上採取「門戶開放政策」，並深化參與區域整合，不過也由於來自歐美長期的「經濟制裁」，以及基於緬甸複雜的政治因素強加在城市空間的控制，導致仰光始終無法真正的與全球化的發展接軌。不過，透過當時的政策，基本上開啟了緬甸國家空間尺度重構的進程，也奠定仰光再連結開放的尺度格局。隨著當前緬甸政治經濟改革的歷史性機遇，仰光湧現其「再全球化」的契機，不過同時也將面臨更多的都市治理危機與挑戰。 然而，仰光不僅是緬甸面對全球化變革的前沿城市，更是緬甸民族鬥爭、國族認同與政治轉型中持續角力的象徵與場域。所以，仰光的發展一方面受來自城市本地特定歷史條件的制約，另外一方面更受來自緬甸國家政經結構發展的影響；因此，仰光城市的發展是緊密鑲嵌於緬甸國家漫長的民族鬥爭，與政治對抗的爭議歷史進程之中，而這也導致仰光的城市發展經驗，不僅有別於先進國家的全球城市，更與其他亞洲新興工業國家，或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城市有著本質的不同。對照東亞，乃至東南亞的全球化城市發展路徑，仰光不僅不在這個發展脈絡之中，也成為一個獨特的案例。 因此本研究基於全球化與國家空間再尺度化的視角，首先討論仰光在緬甸發展歷史中的角色定位、緬甸的發展概況與政經結構變遷，以及仰光的全球化發展路徑。第二個部份，闡述在1990年代後，緬甸的經濟「門戶開放政策」與深化區域一體化下，開啟緬甸與仰光城市空間的再領域化與尺度重構的進程；並探討在這個歷程中遷都的政經二元分化、緬甸經濟特區的設立與空間選擇策略，以及經濟制裁下尺度重構的限制。第三部分，則是分析自殖民、社會主義，以及軍政府各個執政時期導致仰光所呈現的斷裂的城市化、空間特徵與治理策略，以及仰光經濟歷經工業化挫敗後，在全球化下城市經濟空間的轉化與再結構的危機。最後一部分，則是說明歷經多年與全球化發展脈絡的斷裂後，仰光透過緬甸當前的政經改革發展，湧現其重構全球化發展的契機，及以在重構全球化過程中，產生的都市治理衝突與困境。

• 學位論文

災後遷村家屋外部空間營造與家園認同之探討 －以在禮納里的好茶部落為例

摘 要 家是我們出生就生活的所在，在家裡比在外頭有著安全、自適和情感依根植的感覺。部落是原住民的家鄉，族人們在其中長期生活而產生強烈的情感認同。屏東縣霧台鄉的魯凱好茶部落於三十餘年間在三個不同的地方落腳生活，同一個部落不同年齡層的居民，因為從小生活的部落環境不同，對「家園」的理解也許有著不同的看法，而這些看法影響著他們在遷村入住新部落之後對新家的想像、期許、認同與對家戶空間的做為。 好茶部落於2010年底遷村至屬於排灣族傳統領域的禮納里，至今一年多的期間舉辦許多儀式和活動並一起生活。隨著逐漸認為禮納里的家屋是以後要久居的住所，加上重建會補助每戶十萬塊美化家屋庭院的政策，於是好茶人積極努力的透過材料、型式、圖騰、植栽等元素營造自己所認同的空間，使得庭院方便日常生活的使用，也讓好茶居民對空間有參與感，並使原本只是永久屋的空間有了魯凱的文化，更重要的是藉由複製、移植、再現故鄉景物的手法，讓依附根植故鄉的感覺在禮納里的新家延續，進而增加好茶居民對新家園的認同。 遷村加速好茶部落文化空間及家園的認同的改變，但前庭的活動及taliapang（魯凱語，座台結合桌椅的前庭空間）的型式被承襲保留，並且是居民最認同的家屋外部空間型式。好茶居民移植對過去部落的認同到禮納里，且與新的空間營造經驗融合成新家的認同，並透過營造家屋外部空間宣示自己與土地的關係以增進認同。

• 學位論文

騎樓爭占：都市治理與日常生活政治

騎樓空間是都市治理者與騎樓使用者彼此競逐的場域：前者追求公共使用及經濟發展，後者則追求私人利益。本文透過「都市治理�治理性」與「日常生活政治」的理論概念掌握騎樓──治理政策生產的與經濟使用所建構的──兩套空間秩序。藉由經驗案例分析，本研究指出歷史脈絡與地區特性，不僅導致都市差異化治理，也形構各區域內占用者與治理者特殊的互動關係。 　　有別於台灣各地的發展，高雄市同時面臨產業經濟升級、縣市資源重新分配、新區域發展、舊區域更新等議題，故市府參照地方發展歷史，提出不同空間治理政策因應。本文根據「歷史發展次序」以及「行政資源多寡」兩個向度，選擇出鳳山區中山路、鹽埕區新樂街、左營區明誠二路等三段騎樓進行研究。 　　本文首先爬梳高雄市的騎樓治理政策以及地區的發展脈絡，鋪陳騎樓的發展歷史，藉以指出高雄空間治理的階段化轉變、行政資源導致治理手法差異，並透過都市治理�治理性的分析框架指出，當前治理政策「歷史化」、「美學化」與「商業化」三種差異與趨勢，並乘載「經濟為優先」價值取向。 　　接著透過民族誌觀察與訪談使用者，掌握這三個街區內部的社會互動、日常生活使用與其歷史發展脈絡的關係。由街市與傳統市場使用習慣發展，中山路建構出亂中有序的空間紋理；繁華一時的新樂街存在穩定的鄰里關係與同質的商業行號；明誠二路新建住宅大樓則呈現高度「自治法制化」的社會關係。社會關係不只建構騎樓樣貌的差異，同時也對干預騎樓的治理政策有所影響。 　　因此藉由日常生活政治的概念──透過使用者對治理者與政策干預，以及使用者內部社會關係的分析──進一步類型化三個街區騎樓使用的特色。「互相」、「禮貌」、「律法」三種類型呈現在不同的公共使用與私人利益關係下，騎樓使用不同的彈性與包容度。 　　最後，本文則從高雄都市治理的階段性轉變及治理價值意涵，與騎樓日常生活政治所產生以個人利益為考量的「庶民倫理」價值，呈現台灣騎樓公共空間性質，一方面於騎樓空間治理與占用的互動過程中，具彈性、包容地吸納「具特定資格的」使用者；而另一方面，卻又排除某些使用者進入競逐協商場域，顯示騎樓雖具有彈性或包容的特質，但都與私人利益相矛盾。我們必須承認，這些被排除者的實踐、殘留的時空占用痕跡早已銘刻在都市地景中，只是不被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