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學位論文
國立臺灣大學,正常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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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關注現今集合住宅工地中層層外包的運作架構與樣貌，以及工地空間與工地勞動者之間如何互動的社會關係。藉由討論工人的勞動研究與社會空間之生產的概念，試圖補足工地勞動研究中的較少討論的空間意義。透過研究者於工地現場的參與式觀察與深度訪談，以呈現工地不同行動者的樣貌與工地勞動現況。 營造廠負責生產出建築產品，提供了外包制度下眾多承包商與工班的「頭路」。集合住宅作為台灣現今最主流的居住樣態，加上成熟的鋼筋混凝土技術，其施工過程是台灣工地最常見的風景。透過階級分析的初步視角，階級是流動而非固定靜止，開展在工人面前的是明確藉由掌握專業技術而向上晉升的道路。工頭兼具工人之勞動與承包商之頭家性格。監工與工務則介於管理與勞動之間的矛盾階級。在這樣政治經濟的主導結構中，各個階級的行動者面臨著施工品質、施工進度，以及時間與空間雙向度的壓力。他們透過根基於人情關係的協商機制，打造出共同的遊戲規則。關係是外包制度的基礎，也是工地運作中製造同意的治理機制。另一方面，工地中的「空間」既是關係著施工品質的住宅商品，也是工班施工之「腳路」空間，更是工人休息時的再生產空間，而成為必須爭奪與協商的場域。在外包制下的工地，空間是體現勞動過程的權力關係的媒介，工地治理框架下的資源與籌碼。透過不斷的協商，空間被不同工地行動者所使用，從而實踐出工地之社會空間。 相較於工廠之工人研究專注於勞動過程的正式與非正式安排，本研究透過描繪隨時變動的工地空間中，充滿關係之協商的治理樣貌，強調空間作為其中的關鍵作用力。總的來說，本研究對於工地社會空間提出初步探究，期望能充實勞動過程分析的空間取向，並以集合住宅之工地研究補充勞動研究的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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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研究的核心發問是，文化如可能邁向社會轉型意義下的超越性？全球化世代與一座尋常城市——彰化市——在2010年以後的交會，則是我探索超越性如何發生、為何發生的田野情境。我主張，彰化市因其發展程度的侷限而具有鮮明的親緣化的家宅城市的特性，而這成為支撐寰宇主體的空間與物質基礎。然而，傳統的家鄉也是令主體感到美感不適足的棲位，回到小地方的寰宇主體因而成為外溢的存有，展開了改造家鄉的造家實踐，眾多文化生活便是在此過程中萌生。 文獻回顧中，我首先指出，左翼研究傳統關於文化的討論，存在日常與超越之間的斷層。晚近都市研究談論文化時，因專注體制內的文化，也與常民生活脫離。我從而主張，應該以歷史地理學和實作取向的尺度認識論出發，探索城市之物質空間與寰宇主體的交會，方能發掘常民生活邁向社會性改變的可能。我並發展出相應分析架構：即寰宇主體返回親緣化的家宅小城時，因有衝突的尺度認知而感到格格不入。彰化市的家於他們而言成為美感不適足的棲位，以寰宇主體為核心的美感領域則傾向溢出這個棲位，而這成了主體的動因。令主體感到不滿的美感領域內的物質範圍，促使他們發起文化生活、改造地景配置和意涵。對即身環境感到不滿的主體，因而成為審美主體，他們在改變即身環境時也改變了自己。 我採人類學民族誌式的田野調查和詮釋，並援引二手資料如規劃報告、新聞報導、地圖和出版文本。分析時，我將彰化市文化生活經營者深度的生命經驗訪談，置入與城市歷史地理條件之間的關係。在第參章，我呈現彰化的城市特性如何凝縮了傳統與現代性之殤，而現代性進程下的殘餘空間，則奠定了2010年後寰宇主體生活營造的物質與空間條件，並促使審美主體萌生。在第肆章，我強調寰宇主體對棲位的調整如何源自「家宅」，受「傳統性」的空間所支持。在第伍章，我呈現相對於文化治理技藝不世故、「不夠現代」的地方政府，彰化市文化生活經營者之間相互串聯的「共感圈」，開始回頭影響公共空間，並與體制接觸。另一方面，隨著文化生活似由個人串連成集體，主體也正經歷內在的衝突，乃至自我的變化。為了處理這樣的個人層次，我安排插曲一與插曲二，討論在改變世界時也在改變自己的主體，從而帶出最後第陸章「進步造家實踐」的討論。 彰化市文化生活相對地方政府的高度自主性，令其具有進步性，而這可謂是平庸的次級城市的贈禮。帶著這樣的視野，我期許本地研究深化對臺灣各鄉鎮日常生活支持網絡的掌握，從而令文化治理回歸生活、也讓隱於傳統之中的各種另類生活路徑得以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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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各式各樣的創意市集遍地開花，也出現商業展覽會等不同形式。當手作者的創業活動蓬勃發展，手作似乎已經從興趣轉變為職業。這些手作創業者試圖在手作的興趣和創業的職業之間取得平衡點，讓手作得以創業。本研究以Pop Up Asia亞洲手創展中的手作創業者為研究對象，探討其在創業之路上所面臨的矛盾與困難，以及展覽會如何協助創業，以回應本研究的三項發問：1. 手作創業的商業展覽會如何形成？ 2. 展覽會的手作創業者如何化解創作（藝術）與創業（商業）之間的矛盾？其與一般創業者有何不同？3. 展覽會在手作產業中扮演著何種角色？相較於市集，展覽會有何功能、作用與影響？除了展覽會之外，手作創業者還需要何種創業資源？ 本研究採質性研究，透過13位手作創業者訪談與展覽會之參與式觀察，了解手作創業展覽會中手作創業者之創業過程，以及發生在展覽會暫時性群聚空間內外之合作與交流動態。本研究發現：1. 展覽會主辦方透過十多年的手創人脈與市集經驗匯聚手作創業者，讓展覽會成為機會的平臺。2. 手作創業者透過參展化解手作與創業之間的矛盾。由於手作創業者需要另外學習其不熟悉的創業技能，加上創作獨立、封閉的特質，讓他們不容易接觸其他的資源與網絡。而展覽會主辦方所舉辦的工作坊、陪跑計畫等創業支援活動，便補足了手作創業者的創業技能。3. 亞洲手創展作為一個暫時性群聚空間，除了提供產品的銷售空間之外，更發揮著群聚、聲譽、曝光、客群凝聚等功能，也扮演著成果發表會、品牌檢測器之角色。此展覽會的特殊之處在於幫助手作創業者微型創業，並同時以線上、線下之方式，在展覽會內外串連社群網絡與學習資源。最後，本研究之學術貢獻為手作創業現象與暫時性群聚理論之討論，尤其在於暫時性群聚活動所延伸創造的創業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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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歷史保存觀念的普及與制度化，文資修復及再利用成了營建生產領域中方興未艾的新事業，臺灣的建築師也因此在主流新建工程之外，多了一個職涯發展的選項。本研究選擇投入文資修復及再利用工作的建築師進行訪談，輔以參與觀察的方式，嘗試回答：在此新興的執業領域中，這些建築師如何實踐他們過去在學院教育及社會環境中所習獲的專業意識。為了分析建築師「生產過程」與「專業意識」相互構成的關係，本研究援引Pierre Bourdieu進行場域分析的概念工具與公式——［（習癖）（資本）］＋場域＝實踐——作為分析架構，並通過「資本」與「場域」的分析，凸顯建築師與場域中不同行動者之間，就不同議題所形成的多元張力。 本文首先爬梳建築專業與文資保存制度在臺灣的發展脈絡與歷史轉折，說明構成建築師專業意識的環境條件。臺灣本土意識崛起的脈絡，同時促使文資保存的興起，以及建築領域對環境及歷史人文的關懷。對比報導人的經驗反思，可以發現他們的確抱持著關懷歷史人文的實踐價值；然而，促使他們投入文資工作的原因，多半也有生計經營的考量。而他們過去養成的其他實踐傾向，包含對整合工作的想像、對設計創新的追求等等，則是有可能在場域中遭到牴觸，而使他們感到挫折。 對此，本文以「營造亦營生、繕屋又繕性」來探討建築師在文資修復及再利用工作中，專業實踐所面臨的張力與可能性。首先，建築師透過「營造」工作實踐其專業意識的同時，背後也存在現實的「營生」需求。文資工程所提供的勞動條件，以及場域中的象徵暴力，往往使他們身陷生計經營與實踐專業意識之間的張力。儘管如此，在這門「繕屋」工作裡面，我們還是可以看到這些建築師嘗試突破場域限制，並在執業過程中開拓社會視野、展現他們對歷史及人文環境的關懷——即本文所指的「繕性」；同時，他們也透過具體的工作實踐，對本土文化及歷史保存付出貢獻。本文主張，無論是建築師的自我期許，或是社會大眾對建築專業所寄予之期盼，都不能忽視真實場域中的結構限制；唯有真實地面對理想與現實的差距，我們才有機會在專業反思的過程中，從理想朝向實踐邁開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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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資通訊技術革命，智慧城市成為全球城市的政策發展重點。在技術變革、開放資料運動、公民科技文化等因素影響下，臺北市智慧城市的政策從產業驅動轉向資料驅動的治理模式，也形塑了一個由技術官僚、科技廠商、公民社群等多方利害關係人的動態協作網絡。本文探究官僚系統如何應對智慧城市治理挑戰、內部組織結構發生了何種轉化，以及各利害關係人又如何參與其中治理的過程。 本研究以文本資料、田野觀察、深度訪談等質性研究方法，借用都市政權理論的分析視角，描繪臺北大數據中心這一技術與社會互相轉譯的建構現場，並詮釋臺北市智慧城市政策的演進。 本研究認為，台北市的智慧城市發展中，為了增進官僚系統的創新能力，引入了由私部門主導的公私協力模式，然而該取向仍面臨各局處的協作困境。而後官僚系統經調適，設立大數據中心作為新治理角色，引入數位社群IVC（In Visible Cities）作為行動者，推動各局處的資料流通，並以資料驅動專案回應都市議題的公眾行動，逐步轉化台北市智慧城市的治理取向。而IVC以分享會、讀書會，專案外包等多樣的公民科技形式，也展現了公民社群參與智慧城市治理之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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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關注主流教育體制內非升學型地方高中的學生，以培力大溪至善高中學生進行「未來大溪」地方性桌遊設計實踐為例，分析地方性桌遊設計模式、建構青少年認同的過程，藉此回應相對弱勢的地方教育、偏鄉地方創生的困境等問題。 地方性桌遊設計同時從地方與全球兩個尺度出發，將透過地方互動累積的地方知識及全球共同面臨的氣候變遷知識轉譯成為桌遊的元素，並通過目標、規則、反饋的併行機制建構出一套完整的桌遊。而這一培力至善高中的桌遊實踐，經由團隊成員的知識分享、討論、互動與創造的過程，形成知識社會化、外顯化、組合化及知內隱化四種模式的知識轉化。進而在「做中學」發展出屬於留鄉青少年自己的新的默會知識，開啟對於自我、地方、遊戲的認同建構。 個案研究提供了以遊戲化的方式培力留鄉青少年的真實經驗，有助於我們反思地方教育及地方創生的問題，並提出一套地方性桌遊模式語彙的想像。研究發現：當留鄉青少年必須透過遊戲化的學習方式自我成長以及學習地方知識時，一套好的地方性桌遊的設計生產，應關注於地方知識與社會關係的遊戲轉譯，對地方生活的理解與詮釋是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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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試圖透過不同尺度視角更全面地理解擴及全桃園沖積扇之埤塘與水圳地景，並且從當代桃園都市劇烈蔓延的脈絡下理解埤圳地景所面臨的衝突情景。 隨著觀看埤圳地景之視角，由高空俯視至人體日常之所見來回變換，所能觀察的地景樣態以及潛藏其中的社群與人地關係皆不盡相同。由區域尺度的視角所見，經先民打造而遍布桃園沖積扇的埤圳地景，與整體自然地理條件相關之外，從歷史發展的進程觀之，則與邊區防禦與族群拓墾的歷程密切相關。廣布全桃的壯闊景緻因為國家水利現代化乃至近年臺灣的產業結構轉型，迫使桃園納入北部區域發展的計畫中，埤圳地景因為社經條件改變而消失。甚至，當代國土計畫之藍圖卻依然遵循過去以台北為核心、為服務工業、交通等要素形塑而成的都市發展基礎，空間規劃中未見積極保存埤圳地景之企圖。 城鄉尺度視角部分，則試圖重新檢視制度化的都市計畫如何瓦解結合農村文化、特有聚落型態與蘊含農漁生產之埤圳地景，並且進一步透過既有的都市計畫手法將其公園化，成為如同全台都市空間中平乏無奇的鄰里公園。後段，筆者於中壢後寮地區進行田野觀察。此地依然與百年前相去不遠的埤圳地景紋理，卻因為位於都市邊緣正面臨都市計畫開發的壓力。藉由田野觀察發現此地仍充滿活絡的自發性農業活動。除外，加上沿海地區蓬勃的埤塘漁業養殖等生產性活動，都已給予城市發展如何與埤圳地景共存相當明確之提醒。 在中壢後寮的實地觀察中，發現地景中人與埤圳的互動關係仍如同文獻中清代農村時期水利社群與土地互動之狀態。然而，當前制度化都市計畫開發對於既有紋理的持續破壞，人與埤圳關係將難以再現。另一方面，埤圳地景儼然成為桃園市政府所力推之在地文化象徵。長年以埤圳地景為題辦理的地景藝術節，淪為形式操作之作品遠遠背離地景藝術所能處理之議題與可能。筆者以真實行動介入中壢後寮，有意識地透過與地景藝術節相異之路徑擾動地方，期待隨著行動開展能影響未來發生於桃園的都市計畫。 最終，基於通篇研究給予更多尊重埤圳地景的城市發展想像與提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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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從鄰避設施(NIMBY)的角度，探討台北市健康社會住宅的周圍社區居民對於該建案的態度以及前後改變。既有討論NINBY的相關文獻顯示，強化民眾參與、提供經濟誘因以及提升資產價值都是解決問題的有效方法。本研究則發現，若在初期規劃設計階段引入周圍社區的民眾參與，可降低他們對新建築物以及未來入住居民的排斥。社會住宅中新建且維護良好的公共設施，提供民眾共同使用，將提升社區資產的價值，也增進鄰里對社會住宅的好感。此外，公共設施的名稱、外觀設計也會對影響社區居民對它的觀感。 健康社會住宅從空間設計、住宅環境、居住服務等三方面提升品質，改變大眾對社會住宅的印象。它細緻的空間規劃設計及加值型社區服務，有效消除周遭居民對此案的負面態度。台北市政府都發局參考國際案例，導入新型態的硬體和軟體設施。入住人口採用多元混合居住模式，以降低特殊族群被標籤化的問題。同時社會住宅內成立青年創新回饋計劃小組，活絡社區以及協助居民與鄰里互動。 本研究結果發現，在地居民起初反對興建此案，雖然政府在公聽會有邀請居民一同參與，但成效不佳，因為啟動的時間太晚。原來周邊鄰里的社會設施提供不足，而健康社會住宅完工後，新建之公共設施有彌補作用。健康社宅興建後，帶動周遭房價看漲。在上述經濟誘因下，居民也開始接納。另外，台北市府甄選之青年創新回饋計劃，其活動的參與者不限身分，因此有許多周邊社區居民或新北市居民前來參與活動。而且其主題類型依季節性、節慶、區域性變動，有其多樣性，也增進了周圍鄰里居民與社會住宅居民之間的互動。本研究認為青年創新回饋計劃成為台北市目前社會住宅去除汙名化、鄰避效應的主要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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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從2015年台北市政府啟動「西區門戶計畫 」的參與式設計為起始，追蹤本案都市設計特定區的推動與落實，試圖掌握「都市設計」其中的內涵與意義。回顧台北車站特定專用區的興迭與整體空間的變遷；該區作為城市首要的交通功能，不僅是市區居民主要的日常通勤，更逐漸在都會化的脈絡中，發展成城際轉運的重要樞紐，甚且在今日更成為國際往來的交通節點。其重要性也反映在每個時期的治理政權，將該區拿來用作思量政治、經濟等空間再生產之重要支點。 本文架構方式，以分章展開多重的都市設計論述，由歷史空間的演繹；計畫與設計的專業領域過程；實踐與營造發展的過程；公共性的參與及其空間政治之過程為框架，分層書寫都市設計的多重過程。本文採取質性方法，透過參與觀察民間組織如何論述挑戰西區門戶計畫；以工讀方式參與本案規劃公司；以及具體檢視歷年的設計文件分析其設計策略，回應此案所發生的都市設計發展。回顧歷年研究範圍內所劃定的配置分區，幾經轉折定位也幾經調整；若仔細檢視其規劃內容，每一個空間功能的賦予都可折射出特定時代思潮的特徵，同時也反映出政治的、經濟的、文化上的影響，而非單純只是「使用」、「交通」、「公共空間」等單純的分區管制的設定。文中試圖從中看見，都市設計的構想定位到具體落實，其中的廣泛與複雜。 2015年再次啟動的「台北車站特定計畫區」，與過去發展不同，相較過去重於探討方案構想，新計畫更著重於核定開發分區及工程落實。以往三案皆是為期一年的設計與規劃，而本案合約則長達三年。每次工程或程序進度都是一次階段性成果，都市設計與工程實踐的混合，看見了官方執行的效率，但卻產生分別開發的現象，這使得原來整體的都市設計特定區整體不再是同一的圖像。2015年啟動的都市設計特定區，看起來像是一個滾動中，隨著開發亦步亦趨構成紋理，最終於三年後的2018年設計結案作為都市設計的成果，本論文梳理在此過程中究竟都市設計在此過程中發生了哪些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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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東南亞的漁工已成為當代台灣漁船上主要的勞動者，他們隨著討海勞動往返於海陸，形成交織於風險與流動中的獨特時空經驗。本文透過基隆地區漁港印尼漁工的民族誌調查，嘗試回答：具權宜領域化效果的日常實作，如何可能鬆動勞動的風險與時空限制，協商並重塑空間的意義與效果？本文首先爬梳台灣漁業的發展歷程與歷史轉折，鋪陳印尼漁工的遷移之路。漁撈工作的風險與不確定性，模糊了勞動與休閒的界線，形成「即刻待命」的時空節奏，使漁工難以形成以週末固定在公共空間聚集形成的自主時空，必須發展出更具權宜色彩的劃界策略。 本文提出「權宜領域化」的概念探討印尼漁工日常的空間實作。權宜具有幾個特徵：暫時、非正式與因地制宜。首先，流動的生活與身份條件讓印尼漁工傾向透過勞動工具的挪用，或音樂、塗鴉等具族裔色彩的象徵符碼，暫時地轉換勞動空間的配置與氛圍。這類空間實作往往逾越了空間權屬與既有的使用規範，創造了印尼漁工另類的認同與社群形式。實作也隨著漁工跨越船、港與市的移動路徑，因應不同的空間條件呈現多樣且動態的領域化形式。本文主張，空間可能作為施行勞動控制的所在，漁工施展能動性的縫隙亦與之並存，聚焦於日常的空間實作，可能為我們開展不同於問題化或犯罪化固有想像的另類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