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學位論文
國立臺灣大學,正常發行
選擇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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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落成的台北東本願寺（真宗大谷派本願寺台北別院）是一座被指為「印度風格佛寺」之特殊樣式的建築。過去研究因遺跡的消滅、史料的缺失而受限。本研究以台北大谷青年會《ひかり》雜誌中所見史料為契機，考證台北東本願寺以新樣式重建的背景與經過。隨後分析台北東本願寺的建築形式和空間含義，線索有二：其一是將台北東本願寺置於亞洲（上海、東京、台北、大連）同時期印度風格佛寺之系譜，追溯佛寺風格印度化之主張，分析印度風格的具體表現。其二是在形式風格的分析之上，關注佛寺之為信仰空間的實現方式，分析外部立足點傳達宗教氛圍的空間要件，以及內部平面構成反映的僧眾秩序。最後討論社會環境中「印度風格佛寺」的意義指向。 研究發現：（1）工事主任、松井組武知幸文在本堂復興工事中扮演關鍵角色。武知幸文是關東大地震之後成長起來的、關心鋼筋混凝土建材及防災構造的青年建築師。其人原是築地本願寺建築設計相關者之一，在築地本願寺竣工後來到台灣，負有台北東本願寺工事之全責，完工後留在台灣成為總督府技師。武知幸文明確表示台北東本願寺與築地本願寺樣式相同，且以築地本願寺為成功案例說服僧眾接受新樣式，可證實學界對於台北、東京二寺的關聯性推測。 （2）《臺灣建築會誌》所載台北東本願寺之樣式名稱「中古印度佛教式」或屬誤植，推測是工事者對築地本願寺樣式「古代中印度佛教式」不理解而造成。築地本願寺樣式基礎脫胎自古代印度佛教之岩窟寺院（Nasik Caves第18窟支提窟，伊東忠太筆記為第17窟，公元前1世紀），並攝取亞洲之印度文化圈的其它樣式而成。構成台北東本願寺特色的穹頂與中古印度無關，且中古時印度佛教衰微，應不存在「中古印度佛教式」。 （3）台北東本願寺的本堂內部由僧侶支配的「柵內」部分中段向外陣凸出、佔據平面正中心，形成自己的特色。較築地本願寺壓縮「柵內」、本堂內部更接近公共集會所的性質，可以看出台北東本願寺之僧侶階層在僧眾/神人關係中的中心地位。新建築營造過程中，東本願寺僧侶為維護本宗派之門面尊嚴，渴望「本島首屈一指」的大伽藍，是印度風格佛寺在台灣實現的重要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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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素有文化古都之名，近年發展愈發重視文化觀光。臺南城市的文化想像構築於舊稱「府城」的歷史地位，動員特定的時代與地理範疇。早時，五條港一帶連結臺江內海，形成港貿進出口的主要市街，繁盛一時，今日仍是公私共作的文化治理重心。本研究檢視臺南市政府政策的變化、民間行動的轉向，並關注五條港區正興街、新美街與信義街的街區再生經驗，分析以日常論述建構的臺南文化，如何於實作中確保行動者所認知的日常存續或消損，並浮現不同行動者滿是矛盾與衝突的再領域化想望。 本研究首先探析今日臺南城市訴求以人情為主體的互動，於何種時代背景產生。再關注現代社會對於臺南的文化主張，包含官方治理手段的轉向、民間組織及街區社群的共作，如何成就臺南為觀光客趨之若騖、爭相體驗的旅遊城市。接著，探討臺南賴以維生的文化基礎，於觀光發展、投資力量進駐後，又如何產生消逝危機。 伴隨觀光化而來的縉紳化爭議，令曾共同施力賦予舊城新價值的文化實踐者，受上漲地租所苦，不得不為免受排除於城市之外而奮力抵抗。各街區為守護形塑自我又受自我所建構的地方，衍伸外來者與在地人身份的區隔，藉以標識領域界線。群眾再領域行動創製的生活範圍，造就日常角色新的展演表現。 行動者以日常詮釋臺南城市文化，然而，日常充滿彈性、照看各個面向，無法全知及掌握，行動者滿是機智應變卻也難免失控，逐漸受制於市場。本研究看見文化實踐行動者如何隨變動的日常持續轉化作為，力求積極應對。此外，街區的對抗行動不僅是透過以街為尺度的地理範疇，確保領域間自身權力運作的維繫，更是強烈且積極地想望中，將街作為社會運動的抵抗空間，創造以文化價值為認同主張的新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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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悟幣是以區塊鏈為基礎發行在蘭嶼的社區代幣，為要解決觀光帶來的生態環境問題與創造島嶼金融可能性而做出的創新設計。達悟幣的實驗期間中，推廣與宣傳並非一路順遂，甚至處於停滯階段。本研究以「共享經濟」為主軸關注兩個面向，其一為達悟幣個案本身的設計理念與發展推廣過程；其二為達悟族社會中存有的漁獲共享系統。首先反思基於社區代幣理念出發的達悟幣的設計方案，再深入分析達悟族漁獲共享之社會意涵。本研究採行的研究方法以參與式觀察、深度訪談，以及搭配二手的內容分析與論述分析為主。本研究發現，達悟幣仍處於貨幣系統思維的層次，並非合適的機制設計，而達悟族漁獲共享的深層理念屬於一種「社會責任」的型態，比起個人的貨幣積累來得更凝聚部落。因此本研究建議達悟幣需要跳脫貨幣的思維，改往設計「量化」社會責任的方向與結合傳統「禁忌」作為執行規範才較能體現達悟族傳統思維，且較有可行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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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科學園區作為1980年代國家重點的領域政策帶動台灣產業轉型，不只為新竹帶來大量的移居人口，更成為新竹地區都市轉型的重要動力。本研究從園區移居者的居住現象以及「竹科在新竹」40年的都市轉型歷程，嘗試回答：新竹科學園區大量的移居人口如何與新竹市互動，又為新竹地區的都市轉型帶來何種轉變？本研究提出「落腳」的概念，藉由動態的比喻，將園區與新竹市之間既緊張又合作的發展關係以及不同世代的園區移居者的生活選擇兩者結合，進一步掌握新竹都市轉型與地景變遷的發展歷程。 本研究提出三點研究發現：第一，「園區的社會足跡」即是在中央／地方、園／市之間的領域化治理隙縫中，不同尺度的力量進入填補治理空白所形塑的都市轉型與空間重組過程，新竹地區的都市轉型也在不同力量的此消彼漲中間接地被形塑。第二，新竹市的都市景觀與都市生活支持系統向消費地景轉型，並且為園區移居者的勞動力再生產而服務。本研究以關埔計畫區作為核心研究場域，「創造性破壞」造就新舊地景的置換，形塑符合消費偏好與階級品味的消費地景，使關埔計畫區成為園區移居者勞動力再生產的基地。第三，移居者共同面對都市生活困境，形成在地社群與住宅階級認同。因為園區的勞動力需求，大量人口移入，基礎建設長期不足，也使得移居者必須透過自身力量滿足對於中產階級美好生活的想像，進而發展在地的生活網絡，也真正開始「落腳新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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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國際經貿趨勢變化，先進國家終端產業（end users）開始向後進國家釋出新興應用開發的機會，以回應市場破碎化下日益複雜的需求，也因此深化國際專業化分工的內涵。相對來說，我國在大力倡議品牌的效果不彰後，也轉而拾取德語系國家「隱形冠軍」企業專注本業的精神，期能透過發展關鍵或獨特技術來提高產業附加價值，同時提升中小企業的自主性。 本研究以台灣粉末冶金群聚產業為例，試圖說明其作為後進國家中小企業而邁向技術專殊化的可能性，並回應本研究的三個發問：（1）台灣粉末冶金產業的技術能力發展呈現出何等歷程／軌跡？（2）在台灣粉末冶金產業之技術能力發展背後，影響其技術學習／累積的關鍵因素為何？（3）如何理解產業群聚的中介調整，可能為技術學習關鍵因素的發揮帶來的影響？ 本研究以質性研究方法，蒐集二手資料並與該領域之業界先進、學研專家進行深度訪談。研究結果發現，群聚於苗栗的粉末冶金產業，起初透過各式低負荷零件（而非典型的汽車零件等）的大量製造，逐漸累積地方特定的資產。隨後，結合前述資產所形成的在地支援體系，台灣粉末冶金產業在多樣化生產實作下開始改變自身定位，且從2010年代起朝向各式高性能零件的創新解決方案提供者而為演化。其次，本研究認為較開放的問題建構取向，在台灣粉末冶金產業的技術學習過程中，扮演了關鍵因素。其促成廠商的技術能力發展更為靈活，有利於發掘更多技術知識的互補性可能。其中，值得注意的轉變在於以製程為中心的創新構想，令廠商演化出所謂創新促成能力。 最後，粉末冶金產業群聚除了聚集優勢與地理鄰近性，也反身性地以吸引額外的技術學習投入，從而促使群聚產業得以更及時地的提出創新解決方案。有關產業群聚作為一空間組織型態而對此產業技術學習產生的中介效果，本研究亦提列些許案例以為說明。 總結來說，本研究藉由苗栗粉末冶金群聚產業之技術能力的形成及演化，說明群聚產業未必只能服膺以產品為中心的線性思維，並有其他的可能發展途徑。尤其，在國際經貿發展的變遷下，以製程為中心的新興應用開發機會正不斷成長，而群聚廠商（特別是以水平網絡為主者）的專殊化發展機會，並不只能期待偶發事件，實有可能透過刻意地回應市場破碎化以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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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便利需求與數位科技推動的食物配送平台服務，正塑造著台灣飲食零售地景與勞動樣態的新樣貌。純然仰賴手機網路打卡與接單的勞動模式，以及由論件計酬及獎金累件加給的勞動報酬性質，看似提供了一種勞動時間與薪資皆掌握在己的彈性與自由，實際上卻是食物外送員，受制於數位黑箱、資本剝削、風險外包及時間催促的勞動結果。此外，食物外送員往往需要以私人化的「補缺行動」，耗時調節既有公共性不足的配置和運作，像是面臨勞動現場的物質損壞、基礎設施缺漏、技術系統失靈，以及空間規範的限制等。不論是勞動體制的剝削，或是複雜勞動現場的耗時補缺，皆造成食物外送員經常在街頭趕場送件與承擔交通移動風險的現象。 於是，本文嘗試以虛擬自由、移動異化，與補缺行動等概念，探討數位中介計件制的自由性與剝削性，以及食物外送員於勞動過程涉入的移動政治與勞動風險議題。作者以台北都會區的兩間食物配送平台foodpanda和Uber Eats的外送員為主要研究對象，通過與外送員、店家、平台業務、工會成員與律師的訪談，以及實際參與勞動與觀察網路社群討論等方法，配合新聞報導及相關文獻，探討上述論題。 作者主張科技中介食物配送過程的便利性，其實是平台業者以數位黑箱、計件制的調控，使外送員在複雜勞動環境中從事血汗勞動的成果。當中，自由的外送工作乃科技與資本加速積累結構下，受到刻意塑造的虛擬幻象。勞動風險的構成也並非個人行動所致，反而是勞動體制、移動環境，與生產中的關係等共構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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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運作為全球各大城市重要的大眾運輸工具，除改善地區運輸條件，具有永續運輸的重要功能，更被認為具有避免汽車導向城市及促進運輸公平之作用。在臺灣，臺北地區更是仰賴捷運作為每日通勤的重要大眾運輸工具。然而過往卻鮮少評估捷運建設後活動重分布對公平性的影響。過往運輸公平研究經常與工作可及性（job accessibility）聯繫在一起討論，個人若處於工作可及性弱勢之狀態，因而無法參與有償勞動，被認為對經濟安全、生活質量以及社會總體福利水平產生嚴重影響。Lucas（2012）指出，如果一個人同時處於運輸弱勢（transport disadvantage）及社會弱勢，將導致運輸貧困、難以取得所需服務、就業機會不足及社會排除（social exclusion）。 為探究捷運建設後對公平性影響，本研究以臺北地區（包含臺北市與新北市）為研究範圍，以里為單位探討捷運建設後對於排除性的長期影響，採用捷運1996年開始營運後，每五年工作可及性數據和收入中位數建構之剝奪指標，以兩者差距建構排除性指標，衡量地區排除程度。最後透過追蹤資料迴歸分析(panel data analysis)及普通最小平分法釐清捷運系統與排除性之關係。 研究結果證實，捷運建設對排除性具顯著影響，捷運站距離跟排除性間呈現正向關係。此外，捷運擴張及短期影響會改善排除性，然而在長時間之間接影響下，24公里至44公里處距離區間之排除性卻相對明顯，尤其以公共運輸工作可及性建構之排除性較他種運具顯著，顯示居住在此範圍的居民更容易到受排除而無法受益於捷運建設。研究結果也證實某些距離區間下，捷運對排除性無影響，且隨著營運時間拉長不顯著區域越明顯，然本研究尚無法釐清捷運對排除性無影響之確切範圍。 本研究在學術上彌補捷運影響研究中缺乏對排除性長期影響的考量；實務上有助於都市規劃者與政府在制定運輸政策時，評估長期性的社會影響，俾憑採取適當配合政策，促進城市發展的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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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探討台北市的天橋發展，以官方的交通治理和民眾的實際使用作為主要分析面向，並引入Setha Low（2017）的空間的社會生產和空間的社會建構概念來掌握此張力。作者將天橋視為安全通道和多重意義的空間，一方面從天橋的生產脈絡探究治理邏輯的演變，另一方面從民眾的多重使用中探尋地方建構的意義。作者以現地觀察和深度訪談為主要研究方法，並佐以次級資料分析，包括新聞報導、官方出版品、電影與書籍等。 作者首先梳理台北市交通的發展歷史與演變脈絡，從三個治理主軸理解官方如何使天橋生產、衰退到淘汰，分別是機動車城市、人本城市與意象城市。官方治理之手掌控天橋的生與死，從人車分離到人本交通，行人被引導至安全通道，卻在多年後再次回到平面。然而，在跨越道路的典型人行天橋衰退後，脫離交通治理脈絡的新型態天橋誕生，成為都市意象下的治理目標，開始追尋景觀營造、奇觀地景與經濟效益。 接著，作者整理並分析現地觀察的田野材料。本研究選用七個案例，說明天橋何以從官方治理的安全通道轉變為多重意義的地方，並分別從生活性、歷史性、景觀性與商業性質的地方主題來分類探討。治理縫隙中的使用，促成多重意義建構，讓我們看到除了交通治理與都市規劃之外的層面。為補充現況使用之外的天橋意涵，作者深入已消逝的過往經驗、記憶與再現，包括天橋現存的特殊現象與使用、不復存在的現象以及文本中的天橋再現。從多樣化的文本再現中，以創作者的角度探討天橋作為場景所隱含的地方感、地方意象與象徵。 最後，作者再次回到本研究的主要問題意識，強調天橋作為交通治理下的「安全通道」的同時，也有使用者彈性使用的「多重地方」存在；這兩者的張力不僅是同時存在，也是持續存在，更是交錯重疊的。都市天橋體現了台北市都市發展與治理邏輯的演變，反映了時代變遷，並且承載了市民的共同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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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探索宗教信仰和襲產實踐兩領域的互動，以桃園市立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主導的無形文化資產「大溪普濟堂關聖帝君聖誕慶典」保存與推廣事業為主要案例，考察在當代社會情境中，宗教信仰實踐如何以文化襲產身分存續下去。其中「社頭」為遶境慶典的主要參與者，是慶典得以年年盛大並延續百年的基礎，也是本研究主要關懷對象。 作者採取參與式觀察，輔以深度訪談為研究方法，理解社頭文化襲產化與博物館化之過程乃多重行動者協作，文化機構、文化工作者、與地方信仰社群各自扮演不同角色，對文化有不同想像與期待。其中，木博館於2015年開館，此後逐漸與地方信仰社群建立關係，帶入博物館觀點與技術展開襲產保存的工作。作者以「社頭文化現地展」「大溪大禧」等不同的專案為例，呈現此協作過程。 本研究視襲產化與博物館化實踐為文化場域的公共性追求，而文化和宗教信仰兩者的公共性基礎相當不同。社頭帶著既有信仰行事邏輯與價值觀，在文化部門的引領下進入文化場域。社頭和文化部門雙方在共同促成文化公共性的過程中，難免充滿挫折或張力，作者主張這些矛盾需置於襲產化與博物館化脈絡，才能了解其相關的一系列複雜作用。另外，研究也發現針對地方傳統信仰的延續，木博館與社頭基於不同的公共認知與邏輯，分別開展出兩種不同的策略。木博館以「活的保存」為核心精神，讓傳統博物館的技術與觀點，能進到社頭的生活環境中展開。另一方面，社頭成員有感信仰的延續，需仰賴「超越性論述」的效果，因而發展出「心的保存」行動。不論是「活的保存」還是「心的保存」，都證明了由襲產化與博物館化作為一種轉變的過程，並非一道直線前進的進化。它勢必產生其他複雜的作用，並會因應信仰社群的需求，透過靈活的轉譯機制，成為其信仰再生產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