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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學位論文

國立臺灣大學,正常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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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學位論文

台灣在2010年5月修正通過國際私法,同年10月大陸也新通過其涉外民事關係法律適用法,海峽兩岸國際私法的修正通過使國際私法的發展有了新的面貌,而就兩岸繼承的部分是否產生影響值得探討。 繼承制度是財產法律關係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制度,對於保護自然人的財產權利、維護家庭和諧、鞏固社會經濟制度均有著重要的作用,在涉外繼承之立法例,向有「統一主義」與「分割主義」之對立,此為涉外繼承準據法最大議題,故本論文會參考海牙國際私法會議關於繼承部分的立法精神作為法律適用之參考。 台灣民法本以概括繼承為原則,限定繼承為例外的制度,經立法院主導先修法引進法定限定繼承,再改採全面限定繼承制度,又於施行法增訂溯及既往之條文,所涉及條文不算少,應為全盤整體的修正,所以本論文就台灣修法後的法律適用和是否採取和大陸繼承法限定繼承的相同模式加以分析,最後作出小結論。 繼承的法律規範總合起來後就變成繼承法,要了解限定繼承必須先了解大陸地區的立法背景與思潮,大陸地區因奉行社會主義,向視繼承制度是剝削階級為維護私有制和世代相傳的一種法律制度,認為繼承權就是繼承人從被繼承人手中承受「地產和資本」,從而獲得攫取他人勞動成果的權利。 然大陸地區在經過文化大革命與其實施經濟改革開放後,為引誘外資與鼓勵人民生產,於1985年通過繼承法,以配合當地的經濟改革,事故繼承法與當時的時代背景有相當程度的關連,然而是否適用當代大陸則仍有疑問。 於探討完兩岸的繼承法制後可知,兩岸之繼承法的主要差異在於繼承的標的、法定繼承人的範圍和順序、代位繼承、繼承權喪失制度、繼承回復請求權與胎兒的繼承能力等等,故本論文也針對不同之處為分析討論,並觀察實務上對於此類案件的法律分析和適用,最後做出個人建議與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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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台灣受到民主化浪潮的影響,以及民眾對於政治思想的開放,再加上各種媒體管道的普及與發達,使得候選人處於現今競爭激烈的政治環境中,必須思考如何突破傳統的選舉模式,將以往單純的競選活動運用有效的行銷策略,讓選民可以在眾多的候選人中選擇支持自己。 本文研究2010 年舉行的台北市長選舉,以國民黨和民進黨的候選人為個案,藉著觀察選舉過程輔以訪談雙方的競選團隊成員,探討郝龍斌與蘇貞昌兩位候選人的政治行銷過程,包括候選人的形象定位以及行銷策略的規畫與呈現,並從中比較雙方的差異。研究發現兩位候選人在行銷過程中都充分運用了網路媒介進行宣傳,也透過社群網站來傳遞競選資訊並與網友互相交流。此外,除了在一般的商業活動會見到以美女來提升廣告效果外,在政治行銷中也可以發現有美女助選來吸引選民注意的情況。而且在這次選舉當中,由雙方陣營所推出的文宣以及競選活動都能看出政治行銷的方式具有多元性,主要是以淡化政治訊息的方式,並採用更具創意活潑的形式來進行包裝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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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主要研究台商於中國大陸東部投資環境飽和、而西部大開發政策邁向落實之際,轉往西部地區投資的考量與可行性。雲南省位處中國大陸西南,其優勢為豐富的天然資源與連接東南亞的區位條件,本研究經由實地訪談得知台商進入雲南的動機,大多是為取得資源或是朋友輾轉介紹而來,且在當地投資時間已久,並有長居久住之打算,台商協會在當地也發揮了互助與籌劃未來的角色與功能。本研究在探討台商與地方政府的互動研究中,首先,發現台商大多沿用與東部地區相同之經驗,其與地方政府的關係是處於政府強勢指導,而台商則利用人脈協商的現實關係,當然,台商也希望藉由產業技術升級、參與政府組織、建立「台灣品牌」等三部分的提升,轉化成兩者互動的理想層面;其次,本研究針對地方政府與企業間的互動,選擇東部地區三種著名的經營管理模式-蘇南模式、溫州模式與珠江模式加以與比較。再者,本研究將台商在雲南發展的可行性納入評估,檢討中國與東協成立「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所帶來的市場潛力和台商在石林成立農民創業園區的計畫,結果發現雲南省的投資條件,對於某些台商相關產業,是具有前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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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是觀察日本代眾議院選制改革後對政黨政治的影響,討論五五年體制的政黨政治到選制變革後歷次選舉結果的變化,並針對政黨席次比例代表性、政黨數目、政黨角色與選舉競爭等來研究轉變中的政黨政治。本文發現,「小選區比例代表並立制」確實有促使日本政黨政治朝向兩黨制發展的趨勢,從1996至2009年的兩大黨議席佔有率及國會有效政黨數(ENPP)觀察,顯示改制為小選區與比例代表並立制後,政黨數目在小選區的抑制效果下,呈現兩黨勢力對抗的局面,但其中由於不同制度設計的結果,使得小黨仍有生存空間,目前仍是多黨制的局面。 另外,政黨地位有所提升,但無法助使該黨候選人在政黨保證下當選,擁有地盤、錢包與看板的候選人仍是當選機率最大者。派閥政治與金權政治這些昔日弊端至今仍無法獲得妥善解決,當初選制改革的目的並未完全達成,未來可能必須經歷修法或其他配套措施的設置,才能獲得有效解決。但實施的結果仍驗證了杜佛傑的立論,即選舉結果已漸次朝向兩黨體系發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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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媒體—網際網路之崛起與普及,影響了近半個世紀以來人類社會傳播溝通之模式,並具有逐漸取代傳統大眾媒體之發展趨勢。而在Web 2.0時代,社群網站Facebook急遽發展,成為人際互動的重要媒體,也成為不同領域各種產業的重要行銷工具。二〇〇八年美國總統大選中,歐巴馬(Barack Obama)陣營的網路選戰策略之一,便是在整體競選過程中使用社群網站Facebook進行政治傳播,而其運用網路的成功經驗和競選結果,更成為世界各國選戰團隊爭相仿效的網路選戰範例。 本論文以2010年高雄市長候選人陳菊之Facebook粉絲專頁—「陳菊(花媽)市長」作為個案研究對象,分析其選戰經營策略與競選傳播內容,探究易於引起粉絲反應回饋、影響粉絲認同心理與投票行為取向之傳播情境(circumstance);透過研究粉絲對於傳播內容之評價、心理認同與其投票行為,進而評估使用Facebook進行競選傳播之成效。在研究架構部份,本研究以Facebook之傳播情境作為獨立變項,粉絲認同心理作為中介變項,粉絲投票行為作為依變項,並將諸如年齡、性別、政黨偏好等其他可能影響投票行為之因素設定為調節變項,並以敘述統計與拔靴法(bootstrapping)進行分析。 研究發現,使用Facebook進行競選傳播對於粉絲投票行為有顯著影響。當候選人使用Facebook傳播的程度愈高,則粉絲的反應回饋亦越高;而當粉絲對於傳播情境的反應回饋愈正面,則其對於傳播情境與候選人所持態度與認同心理亦愈正面;同時,也愈傾向於投票支持候選人。根據本論文之研究結果,發現使用Facebook進行政治傳播,將有助建構強化粉絲之認同心理,並催化影響其投票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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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 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各方興起了美元地位衰落和人民幣區域化的言論,另一方面,目前學術界對於貨幣國際化的發展路徑多以全球化和區域化路徑做為劃分,但卻未解釋這兩種路徑的區別。因此,本文從國際貨幣職能的六個關鍵指標出發,分析全球化路徑的美元以及區域化路徑的歐元、日元的國際化發展進程,從國際貨幣職能上解釋人民幣走向國際化的可能路徑─區域化,並在分析過程中尋找出兩種路徑的區分脈絡。 本文考察了以美元為代表的貨幣全球化路徑,其關鍵在於全球性貨幣匯率制度的安排,即使之後失去了制度的支持,但先前鞏固的國際政治經濟實力與金融霸權的地位依舊支持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無可取代的優勢,其他貨幣要遵循美元模式走向國際化已無可能。以歐元為代表的貨幣國際化區域路徑,結合了最適貨幣區理論和經濟整合五階段理論,用政策階段性地構建出國際貨幣,其成功的關鍵是區域性制度安排;而日元是隨著日本經濟實力的提升,並且在美國的施壓和日元升值的雙重壓力下才開始國際化,然而由於僅重視結算功能,忽略了貨幣的地域經濟基礎和國內金融改革,1997金融危機後日元地位迅速衰落。 最後本文結論認為,中國藉由在東亞貿易中心的地位,藉由區域化路徑推動人民幣的國際貨幣職能:在私人部門中,以貿易結算試點、香港人民幣離岸金融市場開了初級國際貨幣功能;在官方職能上,考慮到整個東亞金融深化程度尚淺,即使無法成立最適貨幣區,但是目前東亞貨幣合作現狀卻正走向貨幣區域整合四階段,而人民幣在清邁協議中大國主導的部分反應在與周邊和拉美國家簽訂的貨幣互換協議,以及在亞洲債券市場、亞洲貨幣單位的表現,表明在中國不僅積極參與區域流動機制,人民幣區域化範圍正不斷以官方的形式出現,可以視為提高人民幣國際使用的開始。另外,全球化和區域化路徑的區分,同樣可以從國際貨幣在區域內和外的職能拓展做出解釋:當一國貨幣主要行使的國際貨幣職能仍局限於區域內,在全球市場所占份額並不高時,其發展可被歸為區域化路徑;當一國貨幣的國際貨幣職能在全球經貿領域中不斷滲透,其影響力已超越出周邊區域進而擴展到全球時,其發展可被歸類為全球化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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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發弊端乃係組織成員對其內部違法、違反道德規範或不正當情事,向有能力採取有效作為之人或組織加以公開。月暈而風,礎潤則雨,弊端之發生代表著個人犯罪,象徵著組織的失靈,往往只有組織內部人員最清楚,諸如美國水門案的Wark Felt、美國恩隆案的Sherron Watkins、新海瓦斯行的林子文揭弊案。揭弊者揭露不法情事之後,對於機密事項符合洩密罪之構成要件而遭起訴,組織內部人事處分必先於法院判決而形成,造成揭弊者遭起訴並去職之雙重不利益,身陷兩難困境,為求國家重大利益,避免不法貪瀆行為虧損國庫預算,立意良善,然若勇於蒐得證物、公諸於世,將受到難以承受之人事解職、起訴等報復。 本文研究對於立法委員或媒體進行揭發之行為是否構成洩密罪,依次進行國家機密核定權責、積極與消極要件之判斷研究;太空中心揭弊案之管道乃向上級行政長官揭弊未果,進而向立法委員及媒體揭發之阻卻違法性探究,引證大法官解釋對於憲法保障獨立行使職權之機關、行政特權等領域均不得進行調查之見解,並以我國實務見解逐一解析各項要件之該當與否。阻卻違法事由則就義務衝突、期待可能性及構成要件錯誤中的客體錯誤分析太空中心洩漏國家機密案之成立、競合與衝突。 制定揭發弊端保護制之正當性界限在於僅得保障依法報備者或經檢調許可者,且不保障私人違法取證。經由比較英國、美國與紐西蘭等民主先進國家之制度後,建構我國揭弊保護機制以調和二者衝突,使揭弊者免於洩密罪責,以合理確信標準認定弊案之性質,進行揭弊與報復之關連性判斷,解析我國乃因無明文曉諭揭弊者應循之管道,致不黯司法審判程序之揭弊者,選擇以向媒體與立法委員爆料取得立即見效之管道進行揭發。同時亦因揭弊管道不明,導致義務衝突及他項阻卻違法事由亦甚難主張。 本文肯認就揭弊者對於立法委員或媒體揭弊所生之衝突應有制訂保護機制予以除罪化之正當性及必要性。強化肅清貪瀆機制之公正與獨立,將可提升政府之廉潔度與效能,亦合於國家倡廉反貪政策之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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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主要目的在運用空間分析方法,找出族群因素對泛綠陣營得票率的影響。本文利用GeoDa軟體,比較泛綠陣營得票率的空間分布型態,並利用傳統迴歸模型及空間迴歸模型,試圖找出族群因素對泛綠陣營得票率的影響,是否在不同層級選舉或隨著時間變化而有差異。 研究發現,泛綠陣營得票率分佈有空間聚集現象,且具鄰近效應及空間異質現象;族群因素對泛綠陣營得票率的影響在不同層級中影響並不相同,在中央層級大於地方層級,在單一選區的選舉大於多數選區的選舉;族群因素的影響力在2008年總統選舉較2004年為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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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利用空間分析方法,針對2001至2003年經濟成長與2007至2009年景氣衰退期間之台灣鄉鎮市區自殺死亡率進行研究,目的在於探討兩個不同時期中,台灣自殺死亡率的地區差異與空間分佈型態,比較兩個時期自殺率的差異,檢驗經濟因素對自殺死亡率的影響,並探討其影響是否會在不同景氣的時期中而有所改變。 探索性空間資料分析的結果顯示,台灣鄉鎮市區之自殺死亡率並非隨機分佈,而有顯著的空間聚集現象。從時間變化上來說,自殺率聚集的強度不但從1980、1990至2000年有逐漸減弱的趨勢,到了2002與2008年間仍在逐漸減弱當中。 實證結果發現,台灣各鄉鎮市區自殺死亡率的高低確實會受到空間鄰近效應的影響,但是與經濟因素、景氣變化以及兩者之交互作用無關。因為經濟景氣衰退而導致自殺率上升的情形在台灣現實社會中並未發生,失業率與人均所得並不是影響自殺行為的主要原因,而地區之社會結構、生活資源以及年齡等才是影響自殺率高低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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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手機產業的發展在山寨機的出現以後產生顯著的轉變,不僅使得國有手機在整體產業當中逐漸衰退,更使得山寨產業在第二代手機市場當中異軍突起。然而,當跨入第三代手機市場時,中國是否採取不同的策略加以因應?從中國政府的政策來看,第二代跨入第三代的發展過程中,在管制方向以及管制策略上與第二代有顯著不同:第三代產業的管制策略採取終端管制,亦即以電信商作為主要管制對象。除此之外,對於生產過程相當開放,一方面免除對於國際品牌的生產管制,另一方面也開放國內自行研發的TD- SCDMA與其他第三代通信規格競爭。整體而言,從第二代發展至第三代的過程中,無論是通信市場結構、中國的國家電信政策、抑或是品牌廠商的策略,均與第二代有顯著差異,而種種技術與政策上的限制,均使得山寨產業在第三代尋求不一樣的發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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